儒家与道家在处世态度和思想观点上有什么不同？

儒家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东方，而现代性的真正起源是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17世纪的欧洲。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那么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积累而成的属性观念，也必然可以对儒家思想进行判断和测量。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当今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其实是现代性所具有的特点，如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等土崩瓦解或残缺不全的反现代特征的时代。按照这种观念，中国现在尚处于实现现代化时期，对于后现代的特性并不具备明显表征。当然我们也可以放弃纯粹时间上的划分，理解为这是一个可以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和背离传统的现代性进行融合的时代。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主要内容大概包括几个方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种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中国哲学的传统，现代性强调人性世界的回归。孔子的这种“爱人”，包括爱，同情，关怀，是“仁”的主旨。在他所谓政治理想的建构中，他肯定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正，这都与现代性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相符，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就像孔子的政治主张一样未能推行，但并不能否认他们本身的先进性。儒家思想甚至可以从未实现这一点上，和现代性的乌托邦有所吻合。 第二，以“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以克制约束自己来合乎礼法，建立和谐的人间秩序，这好像是在适应自然，适应社会，其实只有人人都克己复礼，才是孔子所期待去适应的社会状态，这又如康德所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没有理性的调教和自我道德的建立，那么人也不会成为独立个体。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爱人”与“克己复礼”就是失去自我，恰恰相反，这两者所强调的都是“修己”，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道德自律范畴。通过实践去体会“礼”，同时体会自身可以不拘泥于“礼”的存在，挺立道德的主体。 第三，“忠”与“恕”接近于“仁”。“忠”即“中”，讲的是人的内心，“恕”讲的是推己及人。这种释放本我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概括。如同现代性个人观物式的情感表达，如果一个人不能切身地用自己去感受他人，那么所有的强力灌输都是徒劳的。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仁道原则，也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这里面“推己”与“及人”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开的。就如同本文用现代性来分析儒家思想，其实是站在东方视角推断西方与东方的文化通性。 另外，儒家思想和现代性的相似之处还存在于不把人神化。现代性作为一个全新时代开启的标志，它对过去的告别首先就是将思想世俗化，在肯定人的主体性和可作为性时同时也提出人的有限性，就如同孔子从不称自己为“圣”，他虽然归纳出这一境界，但是也承认这个层次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 除去内核上的共同之处，现代性与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甚至相悖。儒家的一般方法论是“中庸”，这是一种温和的处世态度，和现代性后期的极端化，激进化的脱胎换骨的趋势有所背离。当然现在我们也意识到，即便是开启了新篇章的现代性，也不能割断来自古代的丝丝缕缕的联系，因为真正阻挠现代步伐的，正是其文化，科技，社会制度等发展内容的自身问题，就如同文革时期急于破除“四旧”，批判孔孟之道，实际上并未带来新一轮的繁荣。这样看来，只有相信继往开来无限进步发展可能，儒家思想更深入的内涵才会被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