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哪些部分

美国进步主义是从20世纪开始的，
20世纪的最初20年进步主义运动。中上阶级中的城市白人知识分子是运动的核心力量。
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新移民浪潮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造成美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败。知识分子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美国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狂奔野马用科学、理智和法律加以驯服，驾驭它通向一个民主、有序、繁荣并保持传统道德和文化的社会。
进步主义时代， 学术阶层是支持和保持现存制度， 并使之合理化。
在哲学领域，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所取代。
代表人物是威廉 詹姆斯。
沃德说：“每一件工具和用具，每一种机械装置，每一项设计物、技艺和劳动、每一个为人类服务的人造物，都是人的头脑对无心的、漫无目的的竞争的自然物质力的胜利。 美国的教育受到沃德所称的“应用社会学”，即“社会结构的进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改进。他强盗在促进人类复制福祉的进程中科学地参与政府的重要性。

百度的，仅供借鉴。
20世纪的最初20年，美国发生了一场综合性的改革运动，史称进步主义运动。中上阶级中的城市白人知识分子是运动的核心力量。19世纪末，美国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新移民浪潮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造成美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败。 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将美国这匹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狂奔野马用科学、理智和法律加以驯服，驾驭它通向一个民主、有序、繁荣并保持传统道德和文化的社会。
进步主义时代， 学术阶层的首要功能仍然是支持和保持现存制度， 并使之合理化。 但是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是少数有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出现， 他们都支持改革， 并成为进步主义政府的智囊团。[1] 在著名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有经济学界的、政治科学、哲学和法律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 这些学科中的新理论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强烈的进步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所有学科中的形式主义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在哲学领域，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所取代。代表人物是威廉 詹姆斯。其《心理学原则》（1902年）是实用主义的重要著作。它主张抛弃任何抽象的教条，认为凡是能起实际作用的思想都具有价值。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仅是把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运用到教育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直接反应了进化原则本身。 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们反对任何静止的法则（static Laws）。然而，他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长期以来它一直宣称，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运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因此改善社会条件的努力是干涉“自然”秩序的、起误导作用的做法。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 Ward）在他的力作《充满活力的社会学》中，对占正统地位的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保守的社会理论家，如斯宾赛（Herbert Spencer）和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因为它把人类社会和有机体的进化混为一谈。自然的法则是遗传的、无计划非自愿性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相反，文明则是建立在人类对有机体自然进化过程的成功干预之上。人类事务的法则是有计划的、自愿的、理性的和充满活力的。沃德说：“每一件工具和用具，每一种机械装置，每一项设计物、技艺和劳动、每一个为人类服务的人造物，都是人的头脑对无心的、漫无目的的竞争的自然物质力的胜利。这一原则动摇了对于人类本质的某些传统观念，如人的本质是“坏”的。 沃德认为，由于科学方法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有可能有意识地改善进化中的社会。 因此， 美国的教育受到沃德所称的“应用社会学”，即“社会结构的进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改进。他强盗在促进人类复制福祉的进程中科学地参与政府的重要性。[2]他们试图发现能够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对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加以干涉和规范，鼓励作为个体的人去改变环境，最终改善自己的生活。
进步主义的教育不仅仅反映在把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运用到教育上， 它还反映了进化论本身的直接影响。这一学说破除了传统的人性恶观念。 进化原则不把年轻人的思想当作成年人思想的缩影，有成年男女的同样动机，受同一种纪律的约束。 除了进化论， 其他的哲学概念也丰富了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道德文化运动（EthicalCultuermovment）阿德勒（Felix Adler）等人都为进步主义教育提供了伦理的、社会的、和教育的思想营养。然而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始人，他的教育体系有深厚的心理学和哲学基础。在哲学上，他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工具主义，强调哲学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他主张哲学家走出思辩的象牙塔，投身于政治、教育和伦理的活动，用哲学推动民主。杜威是哲学界进步主义的代表。 他批判哲学领域中的形式主义范畴， 试图就如何用思想进行描述性和实用性的论述。并且崇尚“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3] 他又是实用心理学的创始人，强调有机界对环境的适应。他受18世纪启蒙哲学家影响，认为人类的本质有很强的可塑性，可通过改善了的社会环境得到改进。 他的个人和群体关系以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变化中作用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18世纪的观点，并把它与19 世纪晚期的新哲学具体联系起来。杜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孤军奋战的，他们大多数都是通过群体而生存的。群体是宇宙，个人是宇宙的缩影。将来的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明智地选择可能达到的预期目的，在良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人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生命，他更应该主动地塑造生活。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进行实验，探讨如何打破传统的课堂教育，用新型教育促进两种相互依存的价值—全体人民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更加民主的社会。[4]达到这些目的手段是培养多重领导才能（multiple leadership）使个体的个性充分发展，并通过集体解决共同问题的活动培养学生协作的习惯。[5]
杜威对教育的认识是一个比局限于学校和社会更为复杂的过程。其著作《学校与社会》（1899），《民主与教育》（1916）、《孩子和课程》（1902）体现了他的主要教育原则。他认为美国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方法过于严厉和正规。他倡导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智力”，并用智力去改善社会。他主张，学校应当成为“胚胎期的社区”（embryonic communities）和社会的缩影。它鼓励孩子们积极体验各种经历。通过开发想象力和体验新的经历，学校应该具备进行系统研究所需要的创造力。他坚信学校的功能是推动社区精神和民主价值观。他的“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根本方法”的论断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深深影响着美国教育界。 　　进步主义运动中较为保守的一派对当时的教育界和学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大城市中菌集着大量的新移民。1860年至1900年间大约1，400万移民进入美国， 1900年至1915年之间又来了1450万。 移民数量之大固然让人担心，但更令人忧虑的是移民的来源。传统上的西北欧移民被东南欧， 特别是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波兰。的移民所取代 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占移民总数的51%， 在20世纪的最初10几年达到71%[6]。他们有自己的社区、保持自己的语言、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坚信与新教教义相冲突的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 这无疑增大了使新移民“美国化的过程”， 更对美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造成威胁。 于是，美国社会学的新领域关注社区中的急剧变化及其实质，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对社区和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德国社会理论家裴迪南·汤尼斯（Tonnies）剖析了当时西方社会变化的本质：它从一个静止、和谐和道德统一的社会组织转向一个躁动、冷酷、道德支离破碎的社会。新的城市-工业秩序削弱了家庭、教会和小社区这些道德和价值观的传统来源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成为罗斯（Edward A. Ross）的时代性著作《社会控制》（1901年）一书的焦点。“社会控制”遂成为进步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术语。罗斯认为，社会需要公民中的“伦理精英”群体，他们心中有总体福利的概念，并清楚怎样做才能促进这种福利。 牧师、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组成的精英们应当发挥他们“绰绰有余的道德力量，”来引导美国社区社会控制的新运作机制. 社会控制论得到许多中上层阶级进步主义者的首肯。 他们对移民和大城市威胁美国民主的稳定、外来文化对美国文化传统的侵蚀深表忧虑，便以“伦理精英”自居，肩负起制定法律和法规对移民、工业工人和黑人进行社会控制的使命。 　　社会控制派中的极端分子还利用优生学中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科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发明了“优生学”一词，并在其《遗传天赋》中指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是遗传而来，遗传特性决定着人的能力和缺陷。 这些保守分子于是主张：人类社会必须以繁殖最优群体和限制最劣群体的做法才能加以控制。20世纪的最初20年，这种理论影响很大，产生了更为严厉和苛刻的移民法，促成了禁酒、禁娼运动和对学校的控制行动。 　　社会控制的重要阵地是学校， 是推行“美国化”的重要阵地。著名的教育改革家卡伯利（Elwood Cuberley）认为，学校应当成为移民子弟摆脱地方种族社区（ethnical community）的工具。他在《变化中的教育概念》(1909年)写到：“我们的任务是瓦解这些群体和居住区，把这些人同化融合为我们美国种族的一部分，并尽可能把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正直、遵守法律和秩序、人民政府的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后代的头脑中。”为此目的，美国学校除开设阅读、写作和数学课外，还着重灌输爱国、忠诚和尊重权威观念的教育。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美国学校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基础教育课程和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和社会化。公立学校的扩大化和官僚化是这一时期的明显趋势。新式的教育使儿童入学年龄提早，在校受教育年限延长。在大城市里，为抓住把小移民“造就成优秀的美国人的最早机会，”幼儿园发展迅速，并被赋予“控制小俄国人、小意大利人、小德国人，小波兰人和小叙利亚人”的艰巨任务。到1918年，各州都规定了各类义务制学校入学率的起码要求，高中也成倍增加，并突破了传统的语法学校课程的局限。 1890年时，美国14至17岁青少年的在学率仅为4%， 到1930年增加到47%。 高中教学努力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和多功能的机构。1918年，国家教育协会举行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制定会，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家庭生活、公民课和伦理人格课。学术性课程为一部分学生升入高校做准备。职业教育课程为青年在新的工业社会中的就业进行训练和准备。 　　
进步主义运动，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说，其核心是在新的条件下实现‘熟悉的“和“传统的”理想的努力。[7] 尽管运动有其局限性和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教育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实效。首先，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原则，如教育的“学生主体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力”、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工具主义目的，有力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美国教育界。其次，大量的公立学校和幼儿园的“美国化”教育和面向社会的课程设置在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并保持美国主体文化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