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散文作品的意义

《行者无疆》 2001年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 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 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 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 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

浅谈余秋雨散文的文学魅力

玉树临风

内容摘要：余秋雨的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大胆突破创新，前卫的思想观念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心理需求，具有引领时尚潮流的导向作用。他在创作中，摒弃了那些华丽词藻的堆砌，已毫无矫揉造作的文学语言来深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余秋雨从历史文明中寻找理想的人格，中国文化的精髓得到了应有的归宿。可以说，他创作的散文，其文学魅力引起了广大读者重新思考人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热潮，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学艺术；思想价值；态度；语言；现实意义

正 文：余秋雨的作品为什么会持续十年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有人认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欢迎是因为他新颖的文化观念。余秋雨的文化观念不瘟不燥、开明智慧而又契合人心，当然是受欢迎的重要因素。但应该看到，再好的观念也只具备引领意义，而不会让人反复品味、爱不释手，何况，有精彩观念的知识分子远不止他一人。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但显而易见，余秋雨的书中没有艳情、警匪、凑趣、玩波、挑逗的成分，更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色彩。可以说，从未迎合流俗。反而，喜欢读他的书的人，都是各行各业有文化的人士。

那么余秋雨在作品中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魅力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心理需求？我们不防从余秋雨作品的思想价值、文化态度、文学语言及现实意义作一番分析探讨。

一、思想价值

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发表后，篇篇文章轰动全国，文坛间追随、摹仿者甚多。有的近于文学，有的近于史学，但几乎没有一篇在文学等级和历史气韵上赶得上《山居笔记》中的任何一篇。简单的拿《山居笔记》和《文化苦旅》作比，我感到其作品的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苦旅》相对地属于短章精致的佳作，弘扬了中华历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山居笔记》作为散文，算上是鸿篇巨制，一泻千里，冲破了传统散文的篇章规模和文化结构，让读者读到了他们过去很少见过的如此巨制的一篇一篇的“笔记”。《山居笔记》的这种文体的冲击，将改变许多读者对散文的认识和观念，他们将会把散文的范围和范式大大地加以开放，而《山居笔记》的这种进一步开放和解放又只能在《文化苦旅》的基础之上。

其次，相对于《文化苦旅》的比较单纯的文化指向，《山居笔记》有着更多的耐人寻味的艺术毛边，更贴近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多重结构和复杂形态。《山居笔记》在表现一个文化主题的时候，顺手带出一连串的文化场面，让文化变得复杂起来，《文化苦旅》更像余秋雨多年从事过的戏剧的艺术，哪怕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最后都要尽可能单纯地展示在舞台上。《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散文化的戏剧，戏剧化的散文。《山居笔记》则更像余秋雨后来投入很多精力的电视艺术。

第三，《山居笔记》扬起艺术理性的旗帜，强化了艺术思辨的力量。一个个文化现象被淋漓尽致地剖析，一道道文化指令得到机智有力地传递，显示了文化大家的风范。《山居笔记》言前人之所未言，写前人之所未写，把思想家的深度融化在优美动人的字句篇章中。

比如，《山居笔记》的首篇《一个王朝的背影》，恰恰是从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灾难开始的。一般中国人从历史教科书里接受的“民族气节”和“攘夷情结”，最集中地表现为明末清初对满清王朝的强烈对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从自己出发，检讨了这种思维惯性和情感惯性，然后从人格意义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并对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现代结论。文章最后，又以汉族大学者王国维在清亡后的自沉来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文化挣扎。这篇文章一度在社会上产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还产生了一大串副产品，即触发了近十年来“清宫电视剧”的热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对康熙皇帝的论述广泛深入人心，这种热潮就不可能产生，尽管这种热潮的方向与余先生的本意并不相同。

从这篇文章开始，《山居笔记》的每一个主题都是极尖锐、极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简约的概括，全部主题具有严整的连贯性：

“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这是指《脆弱的都城》。这篇文章，还首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遗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这是指《苏东坡突围》。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广大读者喜爱，很多各行各业的读者至今能熟背文中关于“成熟”的那段论述；

“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

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叙述结构向全国读者描述了中国自发的商业文明曾经有过的气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这对于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开始萌动的中国大地带来何种历史性的启示，不言而喻。这篇文章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中国读者对于山西历史的看法，至今受到广大山西人民的感激；这是现代文学形态的一种创新。由许多真实片段组合成一个底奥无穷的大结构，由大量具体的感觉凝结成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大疑问。

这还只是窥豹一斑。以上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为一个总题目：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迄今仅有的研究灾难与文化的宏伟巨制。《山居笔记》不仅仅是散文，它是表现一个民族思想觉醒的重大文学成果，其思想意义不低于文学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为了广大民众共同接受的精神财产，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不能不说成是一种罕见的思想奇迹和文学奇迹。《山居笔记》后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确定的总题目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余先生用人文原则来照亮历史记述，有他自己的个人追求。他追求的是理想人格，也可以说是审美化人格。从文章看，那些他花了很多笔墨表示赞赏和同情的人如柳宗元、康熙皇帝、范钦等等，都不是理想人格，他追求的理想人格体现在《遥远的绝响》和《苏东坡突围》中。这是整部史诗的画龙点睛之笔。

我相信，要回顾文革灾难后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史，一定避不开《山居笔记》。尽管它不以学术方式呈现，却在娓娓而谈中包含着极高的思想浓度。

二、文化态度

长期以来，中国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明显地受到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功利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就特别需要出现一批具有人类价值坐标和国际文化视野的文化人。余秋雨以散文为载体昭示了他的文化态度，他说：“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要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一个王朝的背影》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中国的姓氏正统论规定必须同族同姓继承王位，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外族人若有觊觎，即使有一百条理由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由此划分。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明确指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他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多少岁月里，汉人一提起满清王朝都有心理上的阻隔，但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是中国的一部分，纵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与唐太宗一样使我们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余秋雨对一直高卧在我们民族心殿上的集体无意识来个当头断喝，他否定“长城情结”，康熙皇帝不修长城而苦心经营避暑山庄“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的在精神上的强健。”振邦安民，与诸国修好则是康熙心中的“万里长城。”此外，作者还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印第安现象。他认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谴责美国抢占了印第安人的家园，但印地安人拒绝接受现代文明将导致这个民族日趋萎缩。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本散文集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穿越人类历史而来的锐利的目光和价值判断。

余秋雨的这一文化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应归结为作者文革后的三年苦读，苦读原因是对当时学术界低层次论争的不满。《千年一叹》散文集从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尔几乎囊括了人类早慧的文明古国。他们的文明曾与中华文明一起辉煌过，辉煌的程度一点也不比中华文明差，但在今天都已衰落，无一例外。昔日的辉煌已被历史的风雨侵蚀得黯然失色、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行者无疆》散文集的主旨则是专门对欧洲古文明遗址的寻访考察，所以余秋雨每到一处，多是避开繁华热闹之地，寻访古堡、神殿、陋巷、陵墓这些处于隐秘状态的文化废墟，以此探究文明兴衰的原由，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三、文学语言

（一）剥除装饰，显露本色

语言的外在的装饰，余秋雨在早期的学术著作中倒是时时呈现，可以说那是他挑战学术话语枯燥性的一个实验，我们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和《艺术创造工程》中都能看到。但是，当他一写散文反而进入了最本真的语言状态。人们读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朴素得让人眼睛一亮。

为什么写学术著作讲究色彩，写散文却洗净了色彩呢？因为从学术进入散文，也就是脱去外套进入生命的自然状态，越朴素则越能彰显本色美。

文字间有大量信号足以证明，余秋雨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优美，但他放弃了这种雕刻，故意追求“净空无色”、“真水不香”。例如，张爱玲年轻时写的句子：“房里有金粉金纱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计，余秋雨先生也会喜欢，但他不会这么写，觉得雕刻过度。

除了剥除色彩的装饰外，他也不喜欢“气息”的装饰。他的文字既没有名士气、简古气、园圃气，也没有桐城气、新月气、哈佛气，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让所有的气味都回归内容之中，只让语言变成当代中国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话语，然后再来负载不同的内容。这是一种舍弃，甚至是一种牺牲，但他手下这种无声无色的语言进入了一种无障碍状态，几乎具有了无限的发挥可能。我认为，这也是余先生自从操持文学语言之后能够纵横驰骋、无学不窥、无远弗届的原因。有的作家，则让过于有特色的语言困住了生命，只能发一种腔调、摆一种姿势了。

（二）感性叙事，构筑场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学语言，着重于感性叙事。这与着重于抒情或议论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叙事是文学之本，抒情和议论都应以叙事为基础，因此他希望中学里的作文教学应加强叙事训练，缩小抒情和议论的比例，并把它们沉淀在叙事之中。但是，由于抒情常常被误会成“文学性”，议论常常被误会成“深刻性”，叙事历来不被充分重视。余秋雨的文章中，几乎不见单独的抒情，偶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主体部位一定是叙事。最佳的议论也都渗透在叙事之中，叙事之前的议论。只是介绍性、引入性、铺垫性的手段，为了引出叙事。

叙事到一定程度，他会铺展出一个感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闪耀处。余秋雨作品的文学素质，往往在这种感性场景中表现得特别透彻。香港董桥先生说，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于在写作中组织场景的，他认为这与余先生从事过戏剧专业有关。

我想，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于在语言中洗去装饰和色彩的原因。他认为语言的感性远超语言的色彩，同样，对场景的铺排胜过一切零星的装饰。

《文化苦旅》中最动人的篇章，都在于感性场景，例如《道士塔》、《阳光雪》、《沙原隐泉》、《风雨天一阁》、《牌坊》、《庙宇》、《信客》、《老屋窗口》、《腊梅》、《这里真安静》等等。连深沉的《山居笔记》中的一些篇目，如《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遥远的绝响》中也包含着令人难忘的感性场景。两本考察日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自不必说，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场景就更多了，这需要另有专文研究。我认为，在常人难于构筑感性场景的地方居然构筑起了感性场景，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无敌亮点。

（三）非凡节奏，触摸心律

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极可诵读，我听过好几位德高望重的朗诵专家诵读《文化苦旅》的录音带，都极为振奋。但是，与其他常见的朗诵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适合表情浓烈的排比渲染。它们隐藏着一种难度最高的口语潜质，那就是内在节奏，可以说是内心节奏。

这种内心节奏常常体现为作者喁喁私语间的心理徘徊、进退自问。如：“只要历史不倒退，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这是一段议论，魅力全在内心节奏。有无奈叹息，又有自我说服，然后产生联想，最后得出感叹式的领悟，这每一层都由不同的语言节奏来表明。试读几遍，即可明白。

在叙事过程，余秋雨先生的语言节奏更是发挥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一般写作教师讲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详略关系、简繁关系，都没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详略匀停、简繁得当，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实，这一切除了内容之外，都因节奏的进度而取舍。余秋雨笔下的详略、简繁就是靠节奏来调配的，可以详至细微，也可以略如跳跃，全部受控于那个神秘的整体节奏。他写什么都好看，说什么都好听，也都与节奏的魔力有关。

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余秋雨的文章每一篇一开始叙述，就进入一种择定的节奏系统，他知道推进的速度，更知道回荡旋转，即使那些难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叙述速度来贴合读者的心理推进逻辑，然后再前前后后回荡几圈，在余音袅袅中了结。说他能够“深入浅出”真是说轻了，实际上他是靠节奏把广大读者“圈”进去的，读者受一种叙述节奏的诱惑，把所有的审美障碍和消化硬块都溶解了。由此可见，我们所说的节奏，早已不仅仅朗诵家口中的抑扬顿挫，而是一种近似于诗作的心理气氛，只不过余秋雨先生连诗作的短程节奏也突破了，进入到了散文化的长程节奏。

以上三点，我认为是余秋雨先生语言特色的核心，其他还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四、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诸多的历史文化因素，形成了诸多的居住群体，这些群落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余秋雨非常关注这些群体间的差异。余秋雨关注群体文化人格这一文化态度无论对扭转散文的走向，还是健全民族人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传统散文一向注重表现自我生活空间和精神寻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出于对五、六十年代散文政治抒情取代个人抒情的反拨，对个体灵魂的张扬又进一步推向深入。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潮散文”的加盟又把散文的“向内转”推向极致，一时间，表现自我感觉、梦幻、意识流等内心体验成为散文创作的主流，散文的社会功能日趋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对群体人格的关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散文创作从自家小院走向了中国大地，走向了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中国先哲们重视集体利益，强调个体向群体高度认同。由此形成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心理品行。但一直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人格等级不明显，文痞和大师以同一种形态出现，高层文化人格被耗损，低层文化人格活跃，从而影响了高层文化人格的塑造。余秋雨对群体人格的关注和研究，对调整民族的人格结构、塑造健全而响亮的民族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新千年开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重心转向了对世界古文明的现代形态的实地考察。《千年一叹》散文集以日记的形式，从古希腊开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慢慢钻研下去，记录了从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直到印度、尼泊尔的考察历程，几乎囊括了人类早慧的文明古国。文史哲全在视野里，任何一个文化巨人都不放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的、莎士比亚、狄德罗、希勒、歌德、康德、黑格尔、伏尔泰、雨果……一路对话下来，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文化洗礼，终于形成了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这一文化态度。中华文明缺乏人类整体关怀和终极关怀的命题。此外，中华文明好多价值系统构成的时间太长，空间太局限，这对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十分不利。所以，余秋雨这一文化态度的选择，这一评判坐标的建立，为中国同世界的国际对话搭起了一个平台。余秋雨对中西深层文化异常关注的文化情怀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的散文世界里，如果没有余秋雨的作品，那它当然也是芳草繁茂，乔木挺立，但是有了余秋雨的作品之后，这就成了中国散文风景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去处、一个不可或缺的景象。

可以说，余秋雨散文的出现犹如一阵轻风，使那些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散文作品黯然失色，让广大读者不能不惊叹：散文史上真正的大家出现了。余秋雨散文早已跨越了文学而走向文化，我希望中国的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家都来读一读余秋雨的散文。不止欣赏价值，还有更多的参考价值。无疑，余秋雨堪称大家，是因为他创造了新的文学审美形态，使散文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灵魂的张扬到整体精神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