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朝廷居然不差钱，什么玄机

一代王朝，到了末世，其实并非如我们所想像的那般难过。首先，那些身处末世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就在末世，困难来了，尚未知彼知己，就有一堆不假思索的理由来为现状解脱，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亢奋状态中。其次，与精神亢奋相匹配的，还有不期而遇的繁荣，使人如在梦中。
北京前门东火车站
从《北京志·财政志》里我们看到，清朝灭亡前，财政收入突然暴增，年收入竟达2亿两白银以上，朝廷上下一扫庚子以来的晦气，顿时亢奋起来。据说，“不差钱”有四方面原因，除了海关收入的增长以及对烟、酒等不断课以重税外，最重要的是国有铁路收入，仅关外铁路年收入就达数百万两，超过一省的税收；还有就是由铁路带来的商业繁荣，使各地关税大增，崇文门税关就因前门火车站周边的商业兴起，而成为全国最大税关。
起初，朝廷还嘀咕，火车进京会不会破了帝王龙脉、坏了王朝风水，没想到不多久铁路就成了朝廷的财路，正是“无边银子纷纷下，不尽财源滚滚来”，像“马拉火车”那样的蠢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以后，条条铁路通北京，天下财源汇京师。这是一个需要银子并且产生了银子的时代，是流通与交通并行源源不断送来银子的时代。历史上何曾有过火车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向北京送银子来？没有！要敢于做梦，做中央集权的梦，做大一统的梦，所以这还是一个需要大一统并且能实现大一统的时代，有了铁路，那个“山高皇帝远”的中国从此就要改观了。谁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有了铁路，就能“天堑变通途”。于是修川汉路了，由川汉而京汉，很快就要通到北京来。过去，老说什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是什么？是铁路。有了铁路，“圣人执要”才有抓手，才从几项务虚的基本原则坐实为几条实实在在的枢纽。
铁路进京始末
要说先知先觉，还得李鸿章，中国自办铁路就从他开始。当运煤小火车呼啸着在唐山和胥各庄来回时，鸣笛声传到东陵，便有官员来奏，说火车惊扰了先帝之灵。慈禧一听火了，她一火，火车就熄火，改成马拉车。李鸿章筑路失败，被朝廷做了一个结论：祸国殃民，莫大乎是。
可是，自从他用海军军费修园子以后，朝廷的脸就变了，唐山到天津的铁路终于修成。其中曲折艰辛，非今人所能体会。修路之难，难在文化，据说会破坏农业文明的风水。当年，英国人在上海修吴淞铁路，修成以后，朝廷硬是要拆。沈葆桢时任江督，上海在他治下，可他事先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英商在上海擅筑铁路，遂令阻止。威妥玛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英商自行征地筑路，与中国政府无关。
原来，这路先已卖给了美国“吴淞道路公司”，立项为“寻常马路”，转让于英商。英商接手后，用了约一年，就全线通车了。但与沿线居民冲突不断，更何况火车在运行时，竟然压死了一名跨越铁轨与火车抢行的士兵。本来，李鸿章已派盛宣怀到上海签了《收赎吴淞铁路条款》，条款规定：铁路作价银28.5万两，由中国买断；所有银两，一年内，分三期付清，此后铁路，“行止悉听中国自主”，洋商“不得过问”；在赎款付清前，洋商可办理客运营业，但不许办理货运。
李鸿章原以为该路可用来作为“试探中国人对铁路感觉的实验线路”，营运效应一旦显示出来，国人就会改变态度。没想到火车营运居然压死人，而且压的还是一名中国士兵。铁路悬了，连美国公使也出面劝说，说了许多不该拆毁的理由。沪、苏两地154名华商也联名上书沈葆桢，请他高抬贵手。但这些都没有用，拆毁的命令还是下了。
李鸿章把铁路买下来，本是一笔不错的买卖，用时下话来说，叫做“双赢”。英商要赚钱，而中国只花了不到30万两银子，就拥有了自己的铁路，怎么算，也还是划得来的。
沈办洋务多年，哪能像慈禧老太太那样，不知铁路对国家的好处？可是，如果要亏了他自己的名节来办铁路，他是不干的。清议汹汹，民怨沸腾，如此情形，铁路若运营，他就要背上“汉奸”骂名。拆了，就灭了洋务派念想，断了清流派议论。国家的银子可以亏，他自己的名节绝不能亏。那时，郭嵩焘在伦敦，正背了汉奸的骂名，也致信于沈，劝其勿拆铁路。沈与郭氏，原为好友，自被士林攻讦后，郭氏名节已污，因此，沈之于郭氏，尽量少接触。郭氏的信，他不回，沈为“名节”二字，可以不讲义气，可以不求真理，真是“苟利名节生死以”，“人心惟危”呀！因此，郭氏说沈“乐委顺时论而据之以为名”。连沈葆桢也要拆铁路，中国还怎么搞洋务？
自从“筑路风波”以后，李鸿章便一直顶着“祸国殃民”的帽子，准备以天津为起点修路。这一回，他慎重多了。英国商人想承揽筑路工程，便在紫竹林附近临时铺了一条铁路，让李鸿章请天津的商人来坐一下火车，此举果然有效，他们发现火车确实比马车快得多。而朝廷方面，因“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的刺激，加上李鸿章以海军军费助修颐和园，故奕譞等转而支持李鸿章，以“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艰”为由，奏请先修津沽铁路，再延伸至山海关一带。
于是，很快就以天津为支点，撬动了全国的筑路工程。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亲自指挥了这一筑路工程，在天津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老龙头火车站。后来，工程南下，修了津浦铁路；工程北上，终于将皇城捅“漏”了。当火车穿透城垣，隆隆地开进北京时，大清朝王气未泄，反而亢奋。经济效益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连慈禧老太太也投桃报李，乘着专列来赶时髦了。
开路要有说法
铁路是个好东西，这还用说？当然要说，不说朝廷怎知道。说要有个说法，怎样说朝廷才能听得懂听得进？有两个版本的说法，我们都可以观摩，一是刘铭传之说，还有张之洞之说，他们“文武之道，一弛一张”。
刘铭传说：俄日为中国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以铁路未成，故引而不发，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不修铁路，自强恐无及矣。所以，中国自强，莫急于造铁路。
可造铁路要花钱，是花大钱，所以光说强兵不够，还要说富国，要极言“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都有说不尽的好处。但他毕竟是武人，更强调“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中国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不可不防，“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也得防，不修铁路，难言国防。
中国十八省，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疲于奔命，国越大而国防越差，兵越多而越用不上。若铁路一开，各地贯通，将士赴命，朝发夕至。边防海防，由国家部署，中央调度，“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而张之洞则以外贸说，说的是“今日铁路之用，以开通土货为急”。他先算外贸账：“进口外货，岁逾出口土货二千万两”，也就是说，每一年中国都有两千万两的白银外流，惟有多销土货能求得外贸平衡，可没铁路，内地物产，便难以出口。次以国防言之：“沿江沿海、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强邻窥伺，防不胜防”，故必修铁路，以应援赴敌。从哪儿下手修呢？这要讲究，应于“商贾辐辏之所”，否则“铁路费无所出”，具体而言，“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也就是从中国中部——中原下手。
说来说去，说法就这两种。武人说以保国防为重，文人说以开利源为先。但不管文人武人，说起来，都要兼顾文武之道，这样才显得“政治正确”，才算得上是“其次立言”。事实上，他们说的这些，实行后，大都应验了，尤其开利源，开出一条新财路，清末“不差钱”，皆为铁路大贡献。
会说还要会做
论说功，张之洞拔了头筹，从国计民生，说到项目预算。他知道，朝廷最担心“费钜难成”，所以，提出“分段建设”。分为四段，“北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以“每里不过五六千金”计，每段铁路预算，约需资金四百万两左右。
而“筹款之法，首先着眼于财政，以“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其次，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还有就是选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由籓、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即发行股票、债券。这还是在“中体”上打主意，没从“西用”方面来考虑，还是“自力更生”那一套，说起来好听，可朝廷爱听就有可行性，才会批准，做起来难怕什么？先做起来再说。
果然，奏折一上便准，诏曰：今采纳张之洞建议，故缓办津通，先办卢汉。但掉了个头，改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由南而北，于卢沟、汉口分投试办。批准预算约三千万两，还同意于商股、官帑之外，另举洋债。
鸿章函告之洞，宜速开办，免生枝节。然其心情，难免复杂，何以他要修路，便群起反对，受到打压。而张之洞调停其间，就大受欢迎？十几年来，他一直主张修铁路，几乎每一次提议，都是反对者众，而支持者寡，唯独这一次，从上到下，都有人支持他，可他的风头还是被人抢了。对于张之洞修卢汉路一说，他在公开场合，不便反对，惟有支持。私下里则不以为然，卢汉路长达三千里，费银约三千万两，修起来谈何容易！所以，他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他要是没底气，这事便难成，因为朝廷要成事，终归还得靠他李某人。
未几，俄加速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朝廷以东三省边事亟，听取李鸿章建议，命移卢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拟由古冶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达吉林，另由沈阳造枝路以至牛庄、营口，计2323里，年拨银200万两为关东造路专款，李为督办大臣，卢汉路因之延缓。
可关东铁路又如何呢？1891年6月，李鸿章设北洋官铁路局，始修关东铁路，才两年功夫，户部就以给太后祝寿的名义，向海军衙门“商借”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把筑路专款都拿走了，还修什么铁路？1894年，津唐铁路已延伸至关外，他在关内关外，共修了约400里的关东铁路就这样停建了。这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打进来，连储存在旅顺材料厂的6000吨钢轨都被拿走了。
甲午战败，朝廷总结败因，其中就有铁路未成，难以运兵，故战后铁路复兴，卢汉路又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刚好张之洞的汉阳铁厂要盛宣怀来接手，便将搁置已久的卢汉路也交盛宣怀来办。一个会说，善于说服朝廷，一个会做，懂得怎样做事情，会说会做，才能把铁路造成。
做要“西用”为先
盛宣怀会做，是因为他倒转了“中体西用”，而以“西用”为先。“中体”是拿来说事的，不是用来做事的，“西用”则正相反。其间分际与变通，自非张之洞所能究竟。张以书生办洋务，以“中体”为主，“西用”为辅，自以为经纶满腹，结果办出个半吊子的洋务，办不下去时，李便来接手，而李的替手，就是盛宣怀。
李办洋务则反之，以“西用”为先，用“中体”保底，大凡要以“西用”为先时，盛宣怀便来做他的替手，要用“中体”保底时，他便打出老师的旗帜来。
何谓“西用”为先？以修卢汉路为例，这么好的项目哪会差钱？官帑不足有民资，民资不够有外资，但项目启动时却大有讲究，要分主次和轻重、先后与缓急。如以“中体”为主，就得官帑为先，然而，最是官帑靠不住。因为官帑靠官场，而官场则运用之妙，在于权术，钱说拿走就拿走。当年，张修卢汉路的钱，不就被李拿去修关东路了？而李修关东路的钱，不又被拿去祝寿了？所以，官帑为先，易败难成。那么民资呢？没有民权的民资，可以为辅，不可以为主，除非朝廷向民权开放，否则民资就认为朝廷靠不住，见利就收，不跟朝廷走。
真正靠得住的是外资，这是跟胡雪岩学的，当年若不借外资——“西用”先行，西征就难以启动，若不以海关抵押——“中体”保底，战争就难以获胜，这正是弃其人而用其策也。
中国大修铁路，全球都红眼了，热钱闻风而来，都想分吃蛋糕。除了铁路本身巨无霸，比铁路还大的项目，是铁路沿线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对此热土，哪一国的资本会无动于衷？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借款筑路”干了9年，先后借外资共计1.8亿余两，修铁2100多公里，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最要紧的是，所修铁路，不光很花钱，还很赚钱。1905年，卢汉路分段竣工通车，仅这一年，所得的净利为237.5万两白银，1906年，所得净利为353.4万两，外方一年便可分享盈余白银60万两之多，各地士绅眼都红了，这回不是白银外流让朝廷着急，而是外资拿走利润让民资急了。
由此，盛宣怀的“筑路借款”，成为晚清从白银外流到“不差钱”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