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求学经历200字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鲁迅与许寿裳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诣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伤神”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难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38次教育总长、24次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3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做官课程表”和衣食住行

虽说教育部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1.阅处公文。

2.开会。

3.办会。鲁迅1913年2月参加“读音统一会”，会议代表意见不一。作为实质上的办会人员，鲁迅不得不居间调停，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幸获通过，促成会议胜利闭幕。

4.外出调研。担负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等重任，鲁迅时而与司长、同事一起到实地调查，选址布局，皆需有具体的指示。

5.部门交涉。鲁迅与内务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还《四库全书》，二为通俗图书馆借址中央公园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内务部接洽者的脸色不会好看。

6.应酬与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董次长接见，“谈至六时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鲁迅“同坐甚倦”。

7.其他领导交办之事。陪夏司长往琉璃厂买书，或外出赴交通银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规定到班后须由本人签个“到”字，用以监督部员按时上下班。不过，这些规章制度最终都没能有效执行，当时的状况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补画上一个“到”就是了。

薪俸及花销

在背景的前七年半，鲁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位于西单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车作为代步工具，按时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时，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车子经过，就“可以做饭了”，简直拿他做自鸣钟了。

进京初，鲁迅曾包过一个铁轮的洋车，“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车”，但是时间不长就不包了。租住砖塔胡同61号时，鲁迅依旧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仍是临时叫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形成于留学日本期间。熬夜攻读之下，鲁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临近中午，于是早饭、中饭一起吃。做公务员能够满足鲁迅保留求学作息时间的需求：较晚上班，有时还有午休时间，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设有“饭堂”，但是饭菜不佳。临近中午，空腹的鲁迅便在街上四处“游击”，今天这家一顿，明儿那里一餐。鲁迅曾与同事们尝试到饭店包饭，可饭店的饭菜质量总是会由好变差，让人忍无可忍，只好作罢。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糕点的鲁迅有时以馒头、饼饵等方便食品轻松地打发中午的一顿。

鲁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60元津贴过活，但比南京任职期间靠30元“军用券”零花要活络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领到足额薪俸220元。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360元。

彼时国家颇不太平，兵燹天灾不断，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种社会捐助，不仅有政府机关集体发起的，还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都没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祸救济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为“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记》残缺，1922年忽略不计，在离京前鲁迅所领官俸累计约有3.3万元，主要是银元，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头。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在的40元人民币来算，平均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那时，每斤大米才相当于人民币1元。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经历的一段官场岁月，也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

公务员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建，万事辏集。鲁迅进教育部的推荐人是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职的许寿裳(鲁迅与许寿裳自留日期间结识)。

南京传来邀请，“海归”鲁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职，南北议和后政府北迁又随之进京。据确证，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担任了以下工作：推动各省大力开展有关革命形势及政策的宣传讲演；大力搜求各种图书，准备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央图书馆”；计划编刊《文教》杂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鲁迅显然干劲十足，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主讲夏期美术讲习会。此后还受命主持设计国徽，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也是国家大事。在与钱稻孙、许寿裳的合作下，任务顺利完成。就在承担此项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且须总统钦定(当年鲁迅还晋诣过袁大总统)，直接听命于社会教育司司长。

公务员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鲁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筹建历史博物馆，参加读音统一会，促成注音字母的通过，举办儿童艺术展览会，协办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免忙累了，忙坏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受命编造明年社会教育司的年度预算，同日还要拟写改组京师图书馆的建议，他在办公室里写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头脑岑岑然”。岑岑，头脑胀痛之意也。

“黯然伤神”的另一面

在公务员日常事务里，鲁迅并非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与内务部职务重叠就曾让鲁迅很难“难人”，因为在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中，两个部门发生撞车。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运抵北京，鲁迅赶赴北大接洽联系，却不料此书为内务部截留。经过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0月12日，移《四库全书》入京师图书馆告成。然而，《藏书简明目录》却被内务部给扣下了，仍“发古物陈列所保存”。这意味要查阅《四库全书》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陈列所一过，查过书目后才到图书馆按图索骥。

紧接着的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复辟制造社会舆论，教育总长汤化龙受命改组民间社团通俗教育研究会，并以行政命令让一些教育部部员入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不久，为加紧复辟帝制的宣传造势活动，张总长明确指示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并个人召见鲁迅。然而，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复辟后他还无视袁次长的督办。很快，鲁迅小说股主任的兼职被免去了。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然而鲁迅“不听话”的强项作风却影响到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好友联名上书，驳斥“祭孔读经”之荒谬，更是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忌，鲁迅仕途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领导走马灯式频繁调动。在鲁迅1926年去职前，教育部总共更换过38次教育总长、24次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总长，除了与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鲁迅再没看得顺眼的了。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得了个“痰桶总长”的绰号；梁善济“不了了”……

同一时期的鲁迅却长期得不到升迁。最让人难堪的是，年长鲁迅3岁的汤尔和1922年出任教育总长，汤尔与鲁迅是老朋友了——在鲁迅开始仕途生涯的时候，汤尔不过是一家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1914年1月5日汤还到教育部访过鲁迅，“似有贺年之意”。没承想当初紧着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为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业余时间里，在官场里郁郁不得志的鲁迅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又传言执政府将鲁迅列入黑名单，一时风声鹤唳，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了，与许广平的爱情进展也要求鲁迅换个环境。恰好林语堂先行到厦大任教，成为鲁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3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才签发了“周树人毋庸暂属佥事”的部令，鲁迅的官场生涯由此画上了句号。

“做官课程表”和衣食住行

虽说教育部有些忙闲不均，但当差也不是白吃饭的，总有些许公务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凡此种种，统统可归入鲁迅所戏称的“做官课程表”。

在人们的脑海里，作为文坛旗手的鲁迅耿介、倔强，既不宽容，又从不妥协。他的文章是投枪，是匕首，一如他的为人。你也许无法想象，同样的一位鲁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试图扮演好恪尽职守的公务员角色。并且，这一切真实地发生过。

许多人熟知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而且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所以，弃医从文也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回国后，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领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