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的甲骨文书风及技巧

甲骨文书法以其高起点和代有变宜的书风及技巧，表明中国早期书法自生成阶段始，即因领受意匠深沉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而显出早熟性的特色，并一举具备了刀笔、结体、章法三大对后世书法流向始终相左右的要质，其书艺的本身即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后世。1927年胡光炜在《说文古文考》一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就曾认为，甲骨文之后，派别约分四途，一为殷派，下笔如楔而方折，为殷遗裔世守先代方劲之书风；二为周派，其书温厚而圆转，其结体或取从势，或取冲势，然使笔多不甚长；三为齐派，四为楚派，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从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两者盖又各有其前后期矣。前引丁文隽《书法精论》，亦以为：“商代书法见之殷契者为最多，商治尚质，故殷契书法质在简古。齐近于殷代故地，质直之风未泯，故齐书多存殷契遗意，笔画瘦直，结构严整，如《陈曼簠》、《陈纯釜》之类是也。”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侯景昶著《书学论集》也说：“甲骨文直笔方折的质朴书风，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陈曼簠》和当时的一些货币文，均受其直接影响。”总之，甲骨文遗物不仅是中国书法的“鼻祖”和源头，其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素质，也是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法能陶冶翫衡于较浓意趣境界和老有融古推新的原动因所在。
大凡说来，甲骨文书法格调高古，今之复作者欲以笔墨再得其刀笔神韵，还真需有相当的书法功底。杨英侯《篆书琐谈》（1983年《书法研究》第2期）即说：“契刻甲骨文字的人，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有高度的篆刻技巧。它的笔法有方有圆，笔画尖锐锋利，结构秀劲简古，从书法的整体来看总觉得它精神爽朗，古趣生新。用笔务求坚劲瘦硬，以紫毫、狼毫临之，可得其精神，不宜笔毫太软。”倘若要再创造出形式和内容均臻完美的今式甲骨文书法作品，仅有临写技巧或书法功底是远远不够的，学养的自我升华和掌握一定的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知识，乃尤为要紧。后者好在当今已有百多种甲骨文著录书存世，有条件者如能揣摩一部《甲骨文合集》，几乎可省去寻阅百集之劳；此外，还可充分利用斯学的一些工具书，如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及《甲骨文字典》等。
近世为甲骨文书法者，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方面的集子也出了不少，我们在前文已经列举了一批，有此雅好者从中当能获得种种启迪。但也必须指出，书学界颇有相当一批甲骨文书法作品，困于原有甲骨文的缺少和释字的不确，致弊病亦俯拾即是。陈炜湛《请正确书写古文字》（1988年《书法》第5期），曾力陈彼界三大弊端，一是不循甲骨文书体规范，任意书写，错别字迭出，二是沿袭过去的误释，不能吸收新的确释，以讹传讹，落后于甲骨学的新进展，三是滥用通假，任意拼凑杜撰字形。陈绍新瓶，集甲骨文字书诗文联句兼附今读文辞于一幅，不失为新的书艺及功能兼备的书法形式，但既寓意于甲骨文的陈绍，则作品的用字当然应尽量限于甲骨文的字汇范围，然命意遣辞毕竟不能总受字少不敷用的窘迫而无所施展，必要时当然可适当运用文字学上同音通假的原则，以同音字或同声旁字相借代，也可合乎情理地“造”些字，即依据小篆、玺印文、金文、陶文等稍晚后文字的结构，用甲骨文的偏旁析形再组合，用甲骨文的刀笔技巧相书写。但这类借代和造字，决不能滥而无法，应尽量少用，否则难免出现混乱，贻误世俗。若不同时期甲骨文的结体和书风，能维妙维肖、唯神唯情系之于墨卷，则可谓更臻入上乘真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