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甲午一役，中国败北，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了戊戌变法，但只持续了103天便失败了，紧接着是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其结果是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已经完全控制了清政府。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疯狂地掠夺原料、矿山和铁路利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社会经济利益，加之列强在争夺中国的过程中矛盾重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要偿还巨额的赔款，便大肆增加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又中饱私囊，使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各地人民抗捐抗税抗租斗争不断，更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起来反抗，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
二、清末“新政”破产，“皇族内阁”的产生使得立宪派完全失望
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延续自身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在清末实行了“新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尤其是鼓励留学，废除科举考试的措施，客观上使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留学海外，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入提供了条件。
在政治制度上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效仿日本君主立宪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而在被迫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里9名是满族，其中7名是皇族，这样的“皇族内阁”使立宪派非常失望，开始转向革命。
三、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从洋务运动开始产生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到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甲午战争后几年，特别是到新政时期的几年，除了官办的一些企业进一步发展以外，民办的、商办的这些企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
资产阶级的氛围慢慢成长起来了，不光是资产阶级的人数有了比较大的增加，而且资产阶级，商人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有组织以后，它就会谋取自己的利益，有组织的采取行动，清政府的立宪迟迟不推行，使这部分有一定经济力量，也有一定知识程度的新兴阶层被排除在参政的队伍之外。所以，他们成了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一批资产阶级团体建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使得革命具备了阶级基础。同时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遣的留学生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骨干力量。
四、思想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甲午战争以后，有更多的中国人出去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很多人学习军事，就成了新军的主要源头，好多新军的将领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
当时的资产阶段革命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如孙中山写了《中国革命的真解决》，提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并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这都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的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正是这些条件的具备，使得辛亥革命得以爆发，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1911年夏天，湘、鄂、粤、川等省爆发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9月25日，荣县独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辛亥革命
第一，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上，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物质基础；
阶级力量上，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为量进一步壮大；
思想上，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逐渐成为社会主要思潮；
组织上，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政党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政治上．三民主义的提出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共同的奋斗纲领，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清廷立宪失败后进一步孤立衰落，革命势力在收回利权的斗争和武装起义中人断壮大。
第三，革命时机成熟。保路运动调动湖北新军，清廷在湖北统治空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时机。
从历史趋势来看，清政府在镇压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实施新政破产后，其腐朽、反动的本质进一步暴露。随着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近代中国两大社会矛盾趋于汇流，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同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由改良发展到革命已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所以，20世纪前十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条件己经成熟。
具体表现在：
第一，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经济上，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物质基础；
阶级力量上，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为量进一步壮大；
思想上，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逐渐成为社会主要思潮；
组织上，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广泛建立，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政党统一领导的新阶段；
政治上．三民主义的提出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共同的奋斗纲领，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二，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清廷立宪失败后进一步孤立衰落，革命势力在收回利权的斗争和武装起义中人断壮大。
第三，革命时机成熟。保路运动调动湖北新军，清廷在湖北统治空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时机。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大地爆发了一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垮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这次震惊中外的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败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10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鼓舞了各地群众运动蓬勃高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逐渐控制了新军的领导权，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改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总部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同年夏天爆发了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在武汉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共同组织了起义的领导机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推文学社领袖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领袖孙武为参谋长，制订了起义计划。原定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10天（即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俄国巡捕循声而至，搜去旗帜、符号、印信、文告等物，并转交清政府，机关暴露。
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这命令还没有传达到基层，清政府已将起义总部及其他机关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个别逃走。当晚，湖广总督瑞澄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3人，同时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十分严重。
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决心奋起反抗，死里求生。10日晚7时过后，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他率领10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各处闻声响应的起义士兵一齐拥向楚望台，当即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激。但这时起义规模不断扩大，熊秉坤指挥不了，于是找了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连长）吴兆麟担任临时总指挥。在吴兆麟的指挥下，当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1000余人虽然以强大的火力阻击各路大军的进攻，但均未得手。午夜时分，革命军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澄听见炮声吓得惊魂丧胆，从督署后墙打开一个洞逃跑。11日晨2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并于当天攻占武昌全城，武昌起义胜利了。10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都为之震动。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又在香港，这次起义前推举的领导人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由吴兆麟等提议，把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找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把原来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找来当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便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只好组织谋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5天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了，他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公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军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湖北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湖北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惊和恐慌。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在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政府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包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愈”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政府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从河南彰德老家“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4万人。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群众手持刀矛助战。10月19日，革命军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
10月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28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3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2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黄兴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17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40天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长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1个多月，全国24个省中就有14个先后宣告独立，成立了军政府。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震惊中外的一次伟大的政治事件，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爆发立即在亚洲和世界激起巨大反响，它迎来了20世纪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是人们渴望一个新的，社会变革的发生，以及国民党当时在，政治舞台上所处的位置需要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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