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晚清局势的影响

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一、太平天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围绕土地这一自然经济核心生产资料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与中国社会选择的共同结果，是必然性的历史通过偶然性事件的发生。两个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不可调和以致诉诸暴力解决是历史的必然性，而这种暴力解决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形式规模性地爆发则是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发生，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农民运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完整性、统一性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革命形式的需求。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在制定革命纲领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成熟程度，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场由贫农和贫苦中农掌握领导权的旧式农民革命。尽管它由于不同以往的时代背景 （列强侵略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加速激化、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加剧和基督教的受迫性传入） 而具有和以往农民革命所不同的外观形式；但是这种新的外观并不能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运动仍然是对绵延千年的小农理想集中的暴力诉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等级，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建设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近似现代的社会民主，其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的施政纲领，虽然在形式上具备了发展早期资本主义的外壳，但却由于其内容和要求与小农理想的格格不入而未见实施。持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农民起义截然不同之论者，往往强调其“圣库”制度、宗教创新和以反孔为代表的偶像破坏行动，而以上三者都无法摆脱浓厚的小农色彩和宗法观念。尽管在运动前期确实实行过超越历史阶段的带有公有制性质的“圣库”制度，但虚无的上帝所有制无法掩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色彩，它表达的是小农理想中对分配方式的诉求；而其中所包含的公有制性质也因为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模糊飘渺；这种圣库制度的实行始终取决于军事行动的现实性选择 （“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 -- 《天朝田亩制度》） 。尽管作为革命工具的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是“独一真神”和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做了包含近似民主性质的社会平等的许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对原有偶像的破坏运动，似乎提供了一种社会民主的可能路径，但是其信仰并非真信仰，其宗教并非新宗教。信仰也仅仅是革命的一种思想工具，而且在运动中除了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发挥过消极作用 （“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 , 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 , 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 , 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 , 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 --- 林毅夫《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 381 页；这是前期情况，及至后期，当初种种许诺未见兑现，意识形态资本缩水，生产宗教虔诚的成本增加，反而给运动带来了消极影响。）。 拜上帝教教义虽然宣称上帝是“独一真神”和在上帝面前“人人皆平等”，但是仍然套用家庭和宗法观念进行了新瓶装旧酒的改造：上帝是慈悲而严厉的“天父”，仍然有家庭，诸王乃是上帝诸子；“人人皆平等”也仍然是兄弟姊妹间的平等，而非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以诸王的不可动摇的神权权威为基础的。种种颠覆原有偶像的行动，除了要巩固上帝“独一真神”的地位，也疑有洪秀全科第不中而泄愤的成分。所以说，拜上帝教并非新种宗教，并非真的消除社会等级，而是重树偶像，重构一种与之要打破的等级制度同质的社会等级；因而并不能提供一种社会民主的实现路径。

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从何而来，就不难判断它将向何处去。层层剥开这场运动的新外壳，可以预见它并非真的走向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而是依循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粘性，通过暴力破坏而走向一个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

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场运动？因为历史前进总是由于多向度合力的推动 , 所以不能孤立地过分夸大太平天国的作用 , 但太平天国毕竟是推动诸力中较大的一股。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种推力的实现是基于其小农经济的基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基于革命史范式的评价，多认为太平天国是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的。客观来看，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是落实在反清上的，即在《天讨胡虏檄》中宣扬的“排满”的种族主义，纵然反清思想包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阶级对抗内涵，但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并不能看到他们要推翻的压迫根本上不在于非汉民族的统治，加之运动并没有摧垮原有的土地关系，所以反封建是不切机理和不够彻底的。同样太平天国的反侵略也是不够彻底的，这里仅举三例来说明。一是世界观念，太平天国的玉玺上刻着“万方来朝”的字样，可见其世界观念与清朝皇帝相去不远。二是主权观念，太平天国曾坐视外国舰艇巡航长江，可见其主权观念并不清晰。三是中外民族矛盾观念。对待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义的态度，由于并非宗教“同志”，而不理会刘丽川的主动联络，坐视清军和外国军队对其的围攻。

虽然在反封建反侵略方面具有不彻底性，但太平天国仍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诸多合力中较大的一股，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运动通过暴力方式扰乱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种扰乱是统治者无法平复的，它间接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战争促进了客农垦种土地的种种可能和永佃制度的大量形成，使得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浸润刺激的江南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生产和消费的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微弱）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其反清思想是对近代思想的显著冲击，直接影响了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其《天朝田亩制度》为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农民大同的模式；其兴衰教训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提供了先鉴。

二、洪秀全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吗？

洪秀全其人，出身于广州附近贫穷农村一个贫苦中农家庭（两兄助父事耕，独就学而后辍），读过四书五经，向科举讨过生活，在十几年科试过程中，历经落第，甚至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仍然参加科举，不中之后一度疯癫，恢复之后继续参考。可见他虽身近广州，但对外国侵略和民众反洋斗争并不敏感；虽尝科举艰辛，但对博取清朝所授功名仍然热衷；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不得志的旧式文人。

他创立拜上帝教，是否意在建立革命运动的工具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接触到基督教纯属偶然，从接触到创立拜上帝教也间隔颇长；而确立神权权威不乏运气成分，这里举一例说明，据《太平天国史 • 卷四十二》所记，他到广西贵县传教的时候，指斥六乌庙奉祀的一双唱恋歌而死的男女“真怪事！世人何愚蠢如此，淫奔苟合，天所必诛，反说得道，且问究竟得的是什么道啊？”，本地人大愤，都愿六乌神显圣杀死洪秀全。但他竟无恙，而白蚁恰巧生在六乌庙，把神庙和神像都蚀坏。这一件偶然的事，使村人相信洪秀全所传的道为真理，且信他乃上天特派到来传真理给他们的。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确立神权权威的过程确实不乏运气成分，而且仍然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旧式文人。

从活动能力来看，在太平天国起事的地区，传教活动主要都是冯云山进行的，以致当他再往广西时，对传教形势喜出望外；在冯云山被捕入狱时，杨秀清攫取了对会众的领导权，他对此的反应并不是夺回领导权，而是承认了杨秀清通过降僮之术代天父立言而获得的权威，这说明他缺乏枭雄的权谋；从此他退居神坛，只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威，革命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诸王俱受制于东王）。到冯云山、肖朝贵死后，杨秀清更加得势。到攻下武昌，制定战略大计时，虽然史说他意图建都河南，但最终还是听从了杨秀清建都南京的强谏，这样看来，即便他取河南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但在战略大计的执行上缺乏一个革命家的果决。史说他到南京之后仍思图河南，可信与否存疑，但这之后一系列举动，却可以看出他缺乏革命家的气魄和胆识。天京之变前夕，杨秀清逐一打击了诸王，可谓飞扬跋扈，以致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也应允，直到后来有人奏报他杨秀清意图杀他，性命不保，他才急诏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回朝护驾，而对于韦昌辉屠戮杨秀清部众是否是洪秀全授意虽然并不可考，但是无论是否是他授意都是举措失当，是则失之残暴不公，否则失之未察韦氏篡权。当他从当朝不理政转为亲自治理之后，曾国藩对其弟说太平天国“大纲紊乱”。在他进入南京之后，除了滥封亲信，以致太平天国封建化，政治渐渐不得民心之外，还仍然专事著文，每作诗文都要张贴，可见他仍然没有丢掉文人的习惯。他亲自治理之后，虽然军事上已处于守势，但仍可以看出他并不知兵事，甚至到天京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仍然不肯纳李秀成谏言，放弃废都转战西北以图后事。

以上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合格的革命家，起码缺乏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气魄与胆识。从思想上来看，他所创的拜上帝教，前面已经做过分析，只需再留意太平天国成为历史之后，拜上帝教也烟消云散，并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太平天国历时14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 由于清廷倚赖汉人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平乱有功，逼使清廷更加重用汉人，汉人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 清廷曾借助外国人镇压太平军，因而产生效法西方，推行改革的想法，促成后来“洋务”改革的出现。 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宣扬了民族思想和革命精神，对日后的反清革命有一定的影响。 太平军在江南征战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避难，促进了上海的发展。 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先进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更没有科学革命纲领的指导，再加上客观上反动势力的强大，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当时许多人民受其压迫。 倡导社会改革---太平天国主张土地公有,财产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社会陋习.其倡导的社会改革,对日后的中国有一定的影响. 播下革命种子---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它所宣扬的反清思想已经广传民间,播下了日后反清革命的种子. 汉人势力抬头---清廷依靠汉人曾国藩,李鸿章等平定太平天国,他们都被封为地方总督或巡抚,自此汉人势力上升,逐渐掌握了地方实权. 削弱清廷根基---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清运动,持续十四年(1851-1864),波及大半个中国,建立与清廷对歭的政权,一度动摇清朝的统治,使清廷元气大伤.

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晚清的一次大动荡，清政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对付，虽然太平天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清政府也不能说是全然获胜，因为这给已经风雨飘摇的政权给了最沉重的打击，清政府从中欠了列强一大笔外债，这也成就了列强向中国要挟，给予更多的权益的借口。湘军、淮军的建立，使得满族的王牌军队八旗军都下了台，而主导的是地方军，这也从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将会分裂割据的局面。
说的直白一点，打仗需要什么？
1.兵
2.钱
3.武器
通过这么十几年的打仗，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了，中央军也更加少了，火器营也在李鸿章和曾国藩手里，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了。
列强一打中国中国就只有投降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