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阳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如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