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隐居地当今湖北襄樊市，而不在河南南阳市，时贤论述备矣 [1]。兹不惭续貂之讥，再赘考数事。
1．《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汉末依荆州牧刘表，刘备三顾其隐居草庐。亮建议刘备乘刘表年老昏聩而占有荆州，乘刘璋暗弱而夺取益州，并结好孙权，以北抗曹操。“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汉室可兴矣！”宛，当今南阳市；洛，当今洛阳市一带。这话是诸葛亮隐居地望绝不可能是当今南阳市之强证。因为诸葛亮本隐居刘表统治之荆州，既建议夺占此荆州，则下面紧接所说由一上将所统率“荆州之军”的“荆州”，自指夺占成功后之荆州，亦即这时诸葛亮与刘备正促膝密谈时所在地之荆州，而绝不可能指别的地方。如果这一隐居地是在宛，则诸葛亮怎么会说由一上将统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呢！说“向”，便表明诸葛亮隐居地亦即亮、备密谈之地，与宛决非一地。联系时贤所考可知，只有二人密谈之地当今襄樊市，“宛、洛”远在北方，说“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方才符合地理方位。而且，后来刘备占有荆州，委上将关羽镇襄阳，与北方曹军对峙，岂不就是这时诸葛亮建议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构成待“天下有变，……以向宛、洛”的态势，从而进一步证明诸葛亮与刘备密谈之地决不在宛吗？
2．《太平御览》卷百八十引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这条史料有的学者已引过 [2]，但在分析上似尚略有剩义，试加申述。首先，盛弘之，南朝刘宋时人（公元5世纪） [3]。时间离诸葛亮约200年，不算太远；且当时襄阳在刘宋境内，盛弘之又可能是荆州人 [4]，或许对隆中还实地探访过，故《荆州记》在这一问题上的证明力，虽比不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5]，相对说，还是较可信的 [6]。其次，更重要的是，关于隆中地望记载，《荆州记》和《汉晋春秋》全都认定是在襄阳，而又略有出入。在方向上，一个说隆中在“襄阳西北”，一个说在”襄阳城西”；在距离上，一个说“十许里”，一个说“二十里”。这一出入，正好证明《荆州记》并非抄自《汉晋春秋》，而是另有所据。而从另一角度看，时间相隔100年，出于不同史料来源，尽管在方向、距离的记载上小有出入却全都认定诸葛亮隐居地襄阳，而并非历史上的南阳，岂非更增强了这一结论的可信性？甚至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荆州记》的存在，使得《汉晋春秋》关于这一问题记载的证明力更提高了？
3．《文选》卷三七《（前）出师表》李善注引《荆州图副》曰：“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这条史料也被称引过 [7]，试略探剩义。
首先，《荆州图副》在《水经注》中被多处称引 [8]。郦道元乃5世纪末、6世纪初人，则《荆州图副》写作时间自当在这之前 [9]，离诸葛亮时间也不过200多年光景，大体当等同于《荆州记》或略晚，史料价值相对说也还是比较高的。其次，这里所记“邓城”，见《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乃襄阳郡下县名。系西晋在襄阳县以北，与之毗邻的原汉魏邓县地区改建 [10]。由于后来又省邓城县，恢复邓县之名 [11]，所以所谓“邓城旧县”，当理解为“旧邓城县”，即西改建的邓城县治所在地。这一记载说明两个问题：在原汉魏邓县地区改建的邓城县治，西南一里是沔水，“隔沔有诸葛亮宅”，则宅必在沔水之南，而不在沔水以北，此其一；既称“西南一里”，则宅必在原汉魏邓县地区的西南方，而不是北方，此其二。这两个问题都是《荆州图副》以前某些史料虽然涵蕴，却未明确说出的。而这两个问题恰好又都有力证明诸葛亮宅绝对不可能远在约200里以外、北方的“宛”，而就地理方位说，却与《汉晋春秋》关于襄阳城西的记载吻合。
以上赘考，只是对时贤成说的一点小小补充，祈识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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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诸葛亮；司马懿；家世；性情 思想渊源；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司马懿与诸葛亮同为当世军事奇才，二人有很多可比性。二人自身因素对各自所代表的政权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从家世、性情、思想渊源、接班人培养等四方面探讨其中之原因。
诸葛亮与司马懿皆深谙韬略，通权知变，可谓当世之奇才。但从二人屡次交锋中可以见出，诸葛亮之虑事先于司马懿，故司马懿往往扮演失败者之角色，甚至在上方谷被困，险些丧命。
论才干，论智谋，诸葛亮较司马懿略胜一筹，可二人功业却相反。个中缘故颇为错综复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家世不同
司马懿生于官宦人家，其祖发迹于西汉初，更四世至东汉官至二 百石。司马家族既是东汉豪门大族，又有崇儒重教之美誉。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是儒家礼仪的实践者，《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云：“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者数十万言。……”[1]其兄司马朗与弟司马孚均被誉为当世“醇儒”，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值岁大饥、人相食之时，“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2]，又建议复儒家某些古老制度，如五等之制、井田制等；司马孚亦是儒教的忠实信徒，《晋书》卷三记载：“（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司马懿本人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融闻，伏膺儒教”（《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氏之社会地位、声望，对大族官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司马懿得到魏文帝、魏明帝器重，被委以重任，在数年间将曹魏枝叶翦除殆尽，为其子篡位、其孙建晋鸣锣开道，除自身因素外，无不得力于此。
诸葛亮则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
诸葛亮家境日趋式微，其从父诸葛玄谢世后，诸葛亮俨然为一村夫。诸葛亮亲人只有兄长诸葛谨、弟弟诸葛均，后亦各为其主。诸葛亮无家族倚重，幸得遇明主，凭一己之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无奈，孔明为国事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最终在悲风中陨落。倘若有如司马家族一样煊赫的豪门为支撑，为其分忧解难，诸葛亮也许不会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否则，鹿死谁手尚在两可。
二、性情各异
司马懿生性残忍、手段毒辣，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之为人，曹爽之弟曹羲有着一定地认识：“……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4 ]但是天真地认为投降即可全命：“不如自缚？见之，以免一死。”[5]司马懿先用狡诈的手段两次派人诱骗曹爽：“太傅无他事，只是削汝兵权而已。”“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6]及曹爽交出兵权，凶残面目暴露无遗，当即翦除曹爽党羽，接着便把魔爪伸向曹爽一族，“……然后押着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7]最终掌握了大权，为司马篡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先于此，司马懿不准公孙渊投降，斩杀两名求和使者；而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故事，司马懿此举违背了游戏规则。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太尉华歆进言于曹睿云：“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患。”[8]王朗亦言：“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9]二人之言印证了司马懿种种丑恶行径。司马懿临终时叮嘱二子：“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10]司马懿做出一副语重深长的姿态，极力表达忠诚之心，掩藏心底不可告人的秘密，虚伪之真面目欲盖弥彰。正如曹操欲称帝，又惧怕遭到舆论的谴责而按兵不动，由他的儿子完成未竟事业一般，司马氏归曹魏政劝于己的过程亦是如此，可见司马懿之虚伪、狡诈不亚于曹阿满。
诸葛亮生性淡泊明志、温文尔雅，正如其门上之对联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11]内在性情淡化为外在行为，则表现为“涵平常之心，做该做之事”。诸葛亮感恩于刘备三顾茅庐殷勤之意，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刘备的恻隐之心、感恩之心，是怀着淡泊名利之心，只为行宜、不计后果之念，最终促成了诸葛亮做出了如此的人生抉择。在先主逝世后，诸葛亮时刻不忘托孤之重，夙兴夜寐，操劳国事。这不仅体现了孔明之忠，更体现了诸葛亮遵守对先主之诺言，是忠臣、贤相之典范。
《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尚未出场时，有一段风景描写：“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12]这段风景应是为诸葛亮而设，也是其性情的映衬。
诗中以困龙、单凤喻孔明之才，以交加之修竹状其品行之高洁，以困龙、单凤形容其之怀才不遇，以温馨之野花极写其之悠然貌。一位身怀奇才、情操高尚、神采飘逸之隐士形象跃然纸上。读者未见其人，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周遭风景与人性情相映成辉，足见隐者之品性。杜甫在赞扬诸葛亮时，也采用了以物喻人的手法。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森森”，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
诸葛亮温和尔雅之风范、淡泊宁静之心境，决定了其与生性残忍、专致于功名的司马懿迥然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政治命运。诸葛亮待人温和，如对公子刘琦，本不欲介入他人家事，经不住再三恳求，最终为之出谋保全其性命；诸葛亮讲诚信，如遵守诺言，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不加伤害，使其心服口服。而司马懿自幼因家世影响，为人残暴、心恨手辣、狡诈多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三、思想渊源
司马懿虽然“服膺儒教”，但却热衷于申韩之术。诚然，“申韩之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讲求策略、玩弄权术，若适当的人使用得当，则善莫大焉，反之，将贻害无穷。司马懿这一心术不正、用心险恶之人，利用“申韩之术”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行杀戮、芟夷异己，手段之酷，令人发指。其后弑君篡位违背了儒家礼制，践踏了忠君原则。司马懿的丑恶行径与司马氏发动的典午之变，与植根于其思想中的申韩之术不无关系。
诸葛亮思想中亦有“申韩”之成分，在他的神机妙算中似乎夹杂着“申韩之术”。与司马懿不同的是诸葛亮只针对敌人，不针对自己人。尽管如此，从一生行为来看，诸葛亮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心目中良臣贤相，是士人的楷模。也正是这一儒家思想酿造了诸葛亮人生悲剧。
四、接班人培养
人才持续发展观认为培养接班人是事业后继发展的关键，尤其对于魏蜀集团鹿死谁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养接班人是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共同心愿，不同的是司马懿在潜意识地培养他的两个儿子。“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13] 且二人常年跟随父亲征战南北，增强了实战经验、增长了才干，又在与将领朝夕相处中笼络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党羽为篡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懿临终托付大事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谓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司马懿将司马氏兄弟视为股肱之臣、托孤重臣，实际上给予爱子厚望，期待他们完成自己之未竟事业：弑君篡权。令其欣慰的是自己的期望没有落空，司马氏兄弟二人加紧巩固实力，在司马昭掌权时顺利夺取曹魏政权。
三家归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马懿，他不仅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大权，而且极力打造了两位西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诸葛亮并非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天水郡见了姜维喜不自胜，“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 [14]并挖空心思收服姜伯约，将其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姜伯约毕竟是降将得不到后主的信任，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受种种势力束缚，不敢放手一搏，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借屯粮为名外出避难。这一切说明了姜维在蜀汉集团中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固的，虽然他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但是也难免遭人猜忌。
从某种意义看，诸葛亮选择姜维为接班人担任完成统一大业之重任，是一大失误。诚然，姜维不乏胆识与谋略，可在蜀汉集团时间较短、功劳不高、资历尚浅，缺乏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备加赏识、信任他的诸葛亮去世后，更是孤掌难鸣，难以服众。当他还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后主已经降晋，这充分体现刘禅君臣对姜维挽救蜀汉覆灭命运之能力的怀疑。
因此，诸葛亮应舍弃姜维栽培自己的儿子——诸葛瞻。然而，不象司马懿把儿子带在身边，诸葛亮经年疲于征战，无暇顾及其子的教育。甚至，诸葛瞻在《三国演义》中很少露面，直到最后，才在危难之际闪亮登场，演义一场悲剧之后，匆匆离去。笔者认为诸葛瞻才是诸葛亮理想的培养对象，其一他不乏聪明才智，稍一雕琢即可成器；其二他是东床驸马；其三可依托其父的声望。后两者使诸葛瞻能够得到蜀汉集团君臣之信任。倘若诸葛亮精心栽培诸葛瞻，谁能断言诸葛瞻必输于司马氏兄弟呢？又有谁敢确信诸葛瞻不能力挽狂澜改变蜀汉政权之命运呢？
参考文献：
[1]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81
[2]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82
[3] 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543
[4]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5]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6]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7]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5
[8]罗贯中.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50
[9]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50
[10]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9
[11]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184
[12]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182
[13]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67
[14]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60
论文关键词:诸葛亮；司马懿；家世；性情 思想渊源；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司马懿与诸葛亮同为当世军事奇才，二人有很多可比性。二人自身因素对各自所代表的政权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从家世、性情、思想渊源、接班人培养等四方面探讨其中之原因。
诸葛亮与司马懿皆深谙韬略，通权知变，可谓当世之奇才。但从二人屡次交锋中可以见出，诸葛亮之虑事先于司马懿，故司马懿往往扮演失败者之角色，甚至在上方谷被困，险些丧命。
论才干，论智谋，诸葛亮较司马懿略胜一筹，可二人功业却相反。个中缘故颇为错综复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家世不同
司马懿生于官宦人家，其祖发迹于西汉初，更四世至东汉官至二 百石。司马家族既是东汉豪门大族，又有崇儒重教之美誉。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是儒家礼仪的实践者，《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云：“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者数十万言。……”[1]其兄司马朗与弟司马孚均被誉为当世“醇儒”，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值岁大饥、人相食之时，“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2]，又建议复儒家某些古老制度，如五等之制、井田制等；司马孚亦是儒教的忠实信徒，《晋书》卷三记载：“（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司马懿本人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融闻，伏膺儒教”（《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氏之社会地位、声望，对大族官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司马懿得到魏文帝、魏明帝器重，被委以重任，在数年间将曹魏枝叶翦除殆尽，为其子篡位、其孙建晋鸣锣开道，除自身因素外，无不得力于此。
诸葛亮则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
诸葛亮家境日趋式微，其从父诸葛玄谢世后，诸葛亮俨然为一村夫。诸葛亮亲人只有兄长诸葛谨、弟弟诸葛均，后亦各为其主。诸葛亮无家族倚重，幸得遇明主，凭一己之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无奈，孔明为国事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最终在悲风中陨落。倘若有如司马家族一样煊赫的豪门为支撑，为其分忧解难，诸葛亮也许不会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否则，鹿死谁手尚在两可。
二、性情各异
司马懿生性残忍、手段毒辣，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之为人，曹爽之弟曹羲有着一定地认识：“……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4 ]但是天真地认为投降即可全命：“不如自缚？见之，以免一死。”[5]司马懿先用狡诈的手段两次派人诱骗曹爽：“太傅无他事，只是削汝兵权而已。”“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6]及曹爽交出兵权，凶残面目暴露无遗，当即翦除曹爽党羽，接着便把魔爪伸向曹爽一族，“……然后押着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7]最终掌握了大权，为司马篡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先于此，司马懿不准公孙渊投降，斩杀两名求和使者；而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故事，司马懿此举违背了游戏规则。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太尉华歆进言于曹睿云：“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患。”[8]王朗亦言：“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9]二人之言印证了司马懿种种丑恶行径。司马懿临终时叮嘱二子：“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10]司马懿做出一副语重深长的姿态，极力表达忠诚之心，掩藏心底不可告人的秘密，虚伪之真面目欲盖弥彰。正如曹操欲称帝，又惧怕遭到舆论的谴责而按兵不动，由他的儿子完成未竟事业一般，司马氏归曹魏政劝于己的过程亦是如此，可见司马懿之虚伪、狡诈不亚于曹阿满。
诸葛亮生性淡泊明志、温文尔雅，正如其门上之对联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11]内在性情淡化为外在行为，则表现为“涵平常之心，做该做之事”。诸葛亮感恩于刘备三顾茅庐殷勤之意，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刘备的恻隐之心、感恩之心，是怀着淡泊名利之心，只为行宜、不计后果之念，最终促成了诸葛亮做出了如此的人生抉择。在先主逝世后，诸葛亮时刻不忘托孤之重，夙兴夜寐，操劳国事。这不仅体现了孔明之忠，更体现了诸葛亮遵守对先主之诺言，是忠臣、贤相之典范。
《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尚未出场时，有一段风景描写：“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12]这段风景应是为诸葛亮而设，也是其性情的映衬。
诗中以困龙、单凤喻孔明之才，以交加之修竹状其品行之高洁，以困龙、单凤形容其之怀才不遇，以温馨之野花极写其之悠然貌。一位身怀奇才、情操高尚、神采飘逸之隐士形象跃然纸上。读者未见其人，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周遭风景与人性情相映成辉，足见隐者之品性。杜甫在赞扬诸葛亮时，也采用了以物喻人的手法。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森森”，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
诸葛亮温和尔雅之风范、淡泊宁静之心境，决定了其与生性残忍、专致于功名的司马懿迥然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政治命运。诸葛亮待人温和，如对公子刘琦，本不欲介入他人家事，经不住再三恳求，最终为之出谋保全其性命；诸葛亮讲诚信，如遵守诺言，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不加伤害，使其心服口服。而司马懿自幼因家世影响，为人残暴、心恨手辣、狡诈多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三、思想渊源
司马懿虽然“服膺儒教”，但却热衷于申韩之术。诚然，“申韩之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讲求策略、玩弄权术，若适当的人使用得当，则善莫大焉，反之，将贻害无穷。司马懿这一心术不正、用心险恶之人，利用“申韩之术”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行杀戮、芟夷异己，手段之酷，令人发指。其后弑君篡位违背了儒家礼制，践踏了忠君原则。司马懿的丑恶行径与司马氏发动的典午之变，与植根于其思想中的申韩之术不无关系。
诸葛亮思想中亦有“申韩”之成分，在他的神机妙算中似乎夹杂着“申韩之术”。与司马懿不同的是诸葛亮只针对敌人，不针对自己人。尽管如此，从一生行为来看，诸葛亮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心目中良臣贤相，是士人的楷模。也正是这一儒家思想酿造了诸葛亮人生悲剧。
四、接班人培养
人才持续发展观认为培养接班人是事业后继发展的关键，尤其对于魏蜀集团鹿死谁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养接班人是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共同心愿，不同的是司马懿在潜意识地培养他的两个儿子。“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13] 且二人常年跟随父亲征战南北，增强了实战经验、增长了才干，又在与将领朝夕相处中笼络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党羽为篡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懿临终托付大事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谓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司马懿将司马氏兄弟视为股肱之臣、托孤重臣，实际上给予爱子厚望，期待他们完成自己之未竟事业：弑君篡权。令其欣慰的是自己的期望没有落空，司马氏兄弟二人加紧巩固实力，在司马昭掌权时顺利夺取曹魏政权。
三家归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马懿，他不仅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大权，而且极力打造了两位西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诸葛亮并非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天水郡见了姜维喜不自胜，“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 [14]并挖空心思收服姜伯约，将其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姜伯约毕竟是降将得不到后主的信任，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受种种势力束缚，不敢放手一搏，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借屯粮为名外出避难。这一切说明了姜维在蜀汉集团中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固的，虽然他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但是也难免遭人猜忌。
从某种意义看，诸葛亮选择姜维为接班人担任完成统一大业之重任，是一大失误。诚然，姜维不乏胆识与谋略，可在蜀汉集团时间较短、功劳不高、资历尚浅，缺乏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备加赏识、信任他的诸葛亮去世后，更是孤掌难鸣，难以服众。当他还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后主已经降晋，这充分体现刘禅君臣对姜维挽救蜀汉覆灭命运之能力的怀疑。
因此，诸葛亮应舍弃姜维栽培自己的儿子——诸葛瞻。然而，不象司马懿把儿子带在身边，诸葛亮经年疲于征战，无暇顾及其子的教育。甚至，诸葛瞻在《三国演义》中很少露面，直到最后，才在危难之际闪亮登场，演义一场悲剧之后，匆匆离去。笔者认为诸葛瞻才是诸葛亮理想的培养对象，其一他不乏聪明才智，稍一雕琢即可成器；其二他是东床驸马；其三可依托其父的声望。后两者使诸葛瞻能够得到蜀汉集团君臣之信任。倘若诸葛亮精心栽培诸葛瞻，谁能断言诸葛瞻必输于司马氏兄弟呢？又有谁敢确信诸葛瞻不能力挽狂澜改变蜀汉政权之命运呢？
参考文献：
[1]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81
[2]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282
[3] 陈寿. 三国志 [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543
[4]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5]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6]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4
[7]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5
[8]罗贯中.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50
[9]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50
[10]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539
[11]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184
[12]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182
[13]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67
[14]罗贯中. 三国演义[M] .长沙：岳麓书社，2005.460
额、
既然想写诸葛亮的就应该对诸葛亮的认识和理解很深才对啊 这种论文最好还是自己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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