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从经济角度看震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重建一场天崩地裂的大地震,不仅让无数的生灵被吞噬,也让当地经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对中国经济

“5·12”汶川大地震对2008年的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巨大的人员伤亡——根据官方数据估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超过8万人，37万多人受伤——还表现在财富受损、经济运行中断、社会系统运行受阻、数千万人心理受创，及其其他很多方面。汶川地震之后，国内外市场人士都高度关注：此次地震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许多研究机构给出了不同的判断。不同的判断来自对地震损失的不同评价，而判断差异则会影响到政府和相关企业在未来的资源安排或投资决策。在我们看来，如何客观、全面评价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是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机构普遍低估了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内外不少研究机构很快发布了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相当一部分评估报告是在48小时之内快速作出的。

如美林证券在地震当天（5月12日）就推出报告认为，大地震可能不会对中国经济及其宏观经济政策带来显著影响。相比今年1－2月的大雪灾，地震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地震波及的面积较小，持续时间也很短。美林证券还认为，遭遇地震的四川省并非制造业中心，该省的生产总值仅占中国GDP的3.9%，四川省制造业产值占中国全部产值的2.5%。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四川省地震对内地宏观经济影响有限，因为这次地震的震中为四川汶川县，属于山区，只有少量的工厂和农业生产。然而，地震对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造成破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暂时性短缺将推高受波及地区的食物及消费品价格。该行认为，地震后的灾区重建会有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速，但程度上较为温和。

摩根大通认为，虽然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灾后重建可能还会刺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养猪占全省农林牧渔总产值的近一半，地震可能会推高农产品价格，进而会加剧物价上涨形势。

其他外资机构的看法也大致相同。如雷曼兄弟认为，地震将略微削弱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不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地震对宏观经济最大的影响是增大了短期通货膨胀风险，随着重建工作的展开，有可能推动投资增长。但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等历史经验看，地震不会对宏观经济层面的生产领域产生太大影响。法国巴黎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也认为，地震对宏观经济影响有限。里昂证券主席乐民信也认为，与今年1－2月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高盛公司则略显谨慎地指出，震后重建需求可能令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变得更加复杂。但从灾区的经济规模来看，如果总体宏观政策立场保持不变的话，该地区的重建对于全国整体需求乃至价格的影响应会较为有限。

国内研究机构也普遍认为，地震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不过，由于国内机构对国情的了解比外资机构稍多，因此对地震直接损失的估计要高一些，认为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远超年初的雪灾，并对宏观调控政策带来影响。

如中信证券估计，汶川大地震可能影响2008年全国GDP增长减少0.2个百分点，对于以两位数速度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影响显然不大。对工业生产的影响略大，约为0.3个百分点。地震将导致全国消费下降0.6个百分点，而灾后重建将激发投资，使全国投资增长上升0.3个百分点左右。中信证券还认为，地震对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只会在二季度造成短期负面影响，到三、四季度，一些领域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报告认为，地震对物价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预计，与年初中国南方地区发生的雪灾相比，地震带来的损失更大，特别是直接经济损失要大得多。年初雪灾造成的损失为1516.5亿元，这次地震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有6000亿元。范剑平认为，灾后重建将拉动投资增长，反而可能推高全国GDP增速。此外，尽管当地一些大企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其他地区为救灾加班加点生产，可以抵消这一负面影响。

西南证券则乐观估计，此次灾害造成的全部损失可能在1050亿－1900亿元之间，可能造成2－4季度经济增幅减少0.15－0.2个百分点。不考虑到其他地区可能受到的间接影响（如供货、销售环节影响和投资、财政支出方面的影响等），相关地区的间接经济损失可能在300亿－600亿元之间。

作为商业机构，券商和投行在地震之后快速推出对中国经济的宏观影响评估，这种迅速也许是客户所要求的。但从分析问题来看，这种迅速评估往往成为客户导向下的“急就章”，其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值得怀疑。从地震至今的形势来看，上述机构都严重低估了地震给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对于地震这种复杂的自然灾害来说，损失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估算出几个数字，而是要对灾害影响的主要领域和范围、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

“破窗理论”无法全面评价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破窗理论”来源于法国人巴斯夏在19世纪50年代讲授灾难经济时举的一个例子：如果房屋上的一块玻璃被打破了，这固然会造成经济损失。但为了修复窗户，人们必须去安装新的玻璃，这导致对玻璃的需求增加，并拉动与此相关的其他产业，从而最终创造出新的GDP刺激经济。

“破窗理论”最近一次在中国流行，是在1998年中国特大洪水之后，当时不少人引用“破窗理论”来分析水灾对经济的影响。然而，当时有一个特殊背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掉到8%以下，面临滑坡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而特大洪灾的出现，使得灾后重建的任务大大增加，客观上恰好与宏观经济的背景相符，因此也使得“破窗理论”在国内流行起来。

在国内外多家机构对地震后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中，都能够看到“破窗理论”的影子。最典型的是，各家机构无一例外地强调灾后重建对生产和投资增长的拉动，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抵消地震的负面影响。

但在我们看来，用“破窗理论”来评估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可能低估地震的负面影响，误导宏观政策的方向。

“破窗理论”最大的局限是：只考虑到灾难后经济活动的增量变化，而没有考虑到存量财富的损失。灾害的发生首先是对过去积累的社会经济财富的重大破坏，而灾后重建则是一种修复性的行为，假如是按原样修复的话，实际的社会财富并没有增加。但是，如果按照当期发生的经济活动来看，则体现出了经济活动总量增加。

在现有的GDP统计中，不论是统计GDP总量还是GDP增长，实质上都只是反映了当期的经济活动变化（或者当期财富增量），而没有反映财富存量的变化。因此，在“破窗理论”和现有的经济统计下，会出现“只计增量，不计财富；只计当期，不计过去”的情况，这种评估显然存在重大偏差。如果灾后重建的力度足够大，投资的行业选择恰当，甚至可能出现大灾之后投资大增、GDP增长大涨的“繁荣景象”。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而荒唐的景象——办丧事反而办出喜事来了？！

考虑到财富存量的损失，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恐怕要比券商们估计的更为严重。资深市场人士文国庆曾做过粗略的估算：如果按照现值法计算，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财产性损失可能达到4000亿－5000亿元。如果用单位国土财富估算，目前全国有形物质财产数大约100万亿，本次受灾面积10万平方公里，则最大可损失财产为1万亿。综合计算，本次地震的有形物质损失大约在4000亿－10000亿元之间。尽管这个估算非常粗略，但它显示了汶川地震导致的财富损失在绝对数量上非常巨大，远不是唐山地震、1998年水灾和今年的雪灾能够相提并论的。

此外，“破窗理论”其实仅适用于产业体系，但不适用于评价宏观经济。“破窗理论”所关注的灾后重建，都发生在具体的需要“修复”的产业中，在具体产业中的新增投资是多少，消费增加多少，很容易计算。但是，灾后重建所消耗的整体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并不能全面反映。比如，地震之后许多工厂参与大量生产简易房、救灾帐篷等，这种紧急状态的生产占用了企业的全部资源，它固然反映了简易房、帐篷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投资和消费活动，但这种活动所占用的其他社会资源，所付出的机会成本，难以反映到现有的经济统计中来。同样一家工厂，做了这件事情，就做不了其他事情，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嘛，其中并无经济增长的成分。

因此，在地震之后中国经济所受影响的评估中，基于“破窗理论”的影响来作评估存在严重的局限，根本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依据，否则容易导致政策出现偏差，以盲目的乐观态度应对严酷的现实。对此，负责政策制定的政府部门，尤其要面向事实，保持清醒。

地震灾害的特殊性加大了影响评估的复杂性

汶川地震之后，很多研究机构（尤其是外资机构）对震后经济影响的评估是纸上谈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对地震灾害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在它们眼中，地震灾害与雪灾、水灾没什么不同，不过是一些经济要素的加加减减。这会导致对地震负面影响的显著低估。

从地震灾害的特点来看，它对经济的影响有两大特性：

一是地震破坏的全面性和破坏性。地震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水灾、雪灾、风灾、泥石流等）的最大不同，是它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其他自然灾害对一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局部的，比如今年1－2月份的南方大雪灾，雪灾的损失和影响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如电网、物流运输等，其他领域则受影响很小，在大雪消融后只要完成受损领域的修复，经济系统马上可以恢复。

但大地震造成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它造成的人员伤亡更大，涉及到大量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房屋、水、电、通讯、能源、交通运输、物流、医院等多个领域。此外，还有很多次生灾害、潜在灾害需要预防，如汶川地震后，四川多座水库和电站，地震波及地区所有建筑的安全检查和安全评估，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可以说，地震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地震后的建设也是全方位的重建。这种复杂系统的受损和恢复，如何在经济影响评估中得到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准确评估分析出来的。

二是地震影响的长期性。地震的全面性和超强破坏性，决定了它的影响是长期的。今年的南方大雪灾，其灾后重建时间只需要一两个月；1998年大洪灾的重灾区，灾后恢复与重建也基本上可以控制在一年之内。但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则要比这长得多。

目前，国务院初步制订的恢复重建规划包括了8年计划——“前3年”是解决恢复过程，重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群众住房争取用比较快的时间恢复到震前水平；“后5年”则是全面发展和提高时期。由于汶川地震灾区大部分地处山区，同时人口密集，这对恢复建设过程中的规划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空间和资源的限制，使得过渡安置规划和重建规划“双重规划”之间存在冲突。以唐山为例，1976年唐山地震后，国家提出了五年重建计划，但直到十年之后的1986年才宣布完成重建任务。

除了地震后的物质重建之外，对伤残人员、孤寡人员的安置、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工作。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截至6月23日，汶川地震的受伤人数为374171人，因地震受伤住院治疗累计96140人（不包括灾区病员人数），共救治伤病员2040174人次。假设伤员中致残人员只有1/4，其中的人数也高达9万多人；如按1/3计则高达12万多人。这些伤残人员需要接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理论时间，就是他们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一辈子。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工作等不同需求，即使是满足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需要为此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服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投入的过程，其难度和资源投入一点都不亚于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

三年对口支援将使地方经济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体制的核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体制”的基础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所具有的超强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但从经济上看，地震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动员和协调，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非市场的行政方式来进行的。

对口支援灾区，是举全国之力救灾重建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策略。从救灾阶段开始，中央已经安排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对灾区的对口支援。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央政府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要求东部和中部地区19个省市支援地震受灾地区。对口支援期限按照3年安排，以期在国家支持下，集各方之力，基本实现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目标。这种对口支援灾区的安排，可以视为中央协调之下进行的特别的大规模转移支付。

对口支援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1）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2）建设和修复城乡居民住房。（3）建设和修复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4）建设和修复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5）建设和修复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6）提供机械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持。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7）按市场化运作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厂、兴建商贸流通等市场服务设施，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建设。（8）对口支援双方协商的其他内容。上述对口支援内容，实际上包含了重建一个地区并发展生产的几乎全部基础工作。

对口支援灾区，相当于给支援方增加了一个县级行政区，无论从财政上，还是从物资和人力上，都对支援方是一个考验。中央要求，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我们根据各地的统计数字计算发现，支援方的19个省市在2007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21479亿元，这意味着，19个省市在2008年将要额外支出不少于214.79亿元来支援灾区。按照地方财政平均年增长20%计算，在3年的对口支援期限之内，19个省市将向灾区提供不少于781.8亿元的支援。除了财政和实物上的支援之外，各个省的支援还包括人力资源和各种服务，因此最终支援肯定会显著超过中央要求的数量。

毫无疑问，“对口支援”给支援方省市增加了一项行政工作。据了解，由于抗震救灾工作的特殊性，支援方省市都成立了专门的“抗震救灾办公室”之类的跨部门机构，协调本地的救灾支援工作。不过，这也对当地工作的行政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北京市，今年要全力主办奥运会，同时又要兼顾城市日常管理和救灾工作，很多部门的人力已经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其他一些这几年要“办大事”的省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与此同时，各地还在压缩行政经费来支持灾区。国务院曾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今年的公用经费支出一律压缩5%，用于抗震救灾。上行下效，各个地方也随之压缩5%的行政经费，上海市则更进一步，决定压缩行政经费10%支援灾区。据我们了解，上海市此举对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小的压力。

地方经济受到的影响还表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由于震后救灾工作无所不包，各地在经济资源的投放上，必须考虑到灾区的全面需求。除了动用政府财政资源，还会动员一部分企业和社会资源参与其中，这也会使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进而对当地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在受援方（主要是四川省），在长达8年的恢复重建期，经济体系的恢复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很多受灾企业要想恢复元气，重建市场网络、物流体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在数年的时间内，对地震灾区的经济运行不能按正常状态来对待，恐怕需要考虑灾区经济增长基本停滞的可能。

整体而言，对汶川地震的经济影响的评估，不能简单化，也不能满足于在国民经济统计框架之内计算出几个数来。对决策者而言，对地震影响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要知道，从汶川地震的受灾人口来看，中国几乎是在平地白手起家，重建一个欧洲的荷兰或是比利时，这就是现实的重建规模。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尽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就本世纪而言，汶川地震将是最大的灾难性事件之一，对中国现在以至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具有无比巨大的负面影响。

　　1.四川汶川地震感想心得体会论文:让地震孤儿有个美好的未来

　　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5月19日表示，“地震后孤儿如果考取大学，全部学费由政府来承担。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们就让孤儿读职业学校，读完职业学校出来，我们还负责给他们找工作。”（见5月20日《长江商报》）

　　在地震中失去父母亲人，这些孩子以后如何生活？未来的路怎么走？现在政府表态，不仅负责他们以后的生活，还管学习和工作，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亲人已逝，生者还要继续生活；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这些道理，或许孤儿们都懂，但要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抚平心灵的创伤，绝非易事。帮助他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各界的愿望。

　　我们的社会从不缺乏爱心。对地震孤儿的关注，这些天来一直在延续：四川新闻网接到数百个网民的电话，希望能够收养这些孩子；上海市民政局透露，在该市收养登记负责部门登记预约收养意向的市民已达3000多人；北京、江苏领养地震孤儿开始登记……为了让地震孤儿更好地生活下去，全国人民都伸出了援手。

　　资料显示，唐山大地震的孤儿中有不少患有各类心理疾病。如果灾难后的心理阴影没有及时消除，往往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因此，如果能有更多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能合法地收养这些孤儿，让孩子们能在健全的家庭里成长，那么，孩子们心灵的创伤会愈合得更好。

　　在央视“5·18”“爱的奉献”捐款现场，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捐赠1亿元。该公司董事长张祥青是唐山大地震的孤儿，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解放军帮助受灾群众修建房屋、分发救灾物资的情景令他至今难忘，所以他希望能尽自己之力，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我们不期望每个孤儿都能像张祥青一样，但让每个地震孤儿都能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则是我们对死去同胞的最好告慰。

　　2.四川汶川地震心得体会:我们相信奇迹，绝不轻言放弃

　　晚上看了CCTV的一段视频“男子被埋108小时抢救后奇迹生还”，很振奋，居然出现了奇迹。这位教师的奇迹源自自己坚强的信念，一个矿泉水瓶子，几张作业本纸张，还有自己排出的尿液，最好挽救了自己，喝自己的尿液，吃作业本纸张，生命的尽头，是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是用极限条件下正确的方法挽救了自己。人只要有信念，只要我们相信有奇迹，只要我们往奇迹这个方向努力，希望还是有的。

　　“我就等你们来救我，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这是被困60多个小时的女孩乐刘会获救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也说出了所有埋压在废墟下的群众的心声。这求生的执着信念和对搜救人员坚定的信任，是受困群众的精神支柱，一定能够使人们有效地延续生命，一定能够使一些人坚持到被营救的那一刻。

　　尽管随着时间残酷地推移，受困人员抢救成活率会越来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但亦有诸多事实表明，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总是会有人能够创造生命的奇迹。尊重每一个生命，抓住每一个可能，最大限度地搜救每一个受困群众，把人员伤亡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就是抗震救灾的最大胜利。

　　全体救援人员，没有人想放弃，没有人会放弃。每一个搜救人员，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手段，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竭尽所能地多救活一些人。一位刚刚救人的战士，不顾断壁坍塌往里冲而被其他战士拖住时，跪下来这样哭喊：“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这样的信念，这样的力量，时刻督促每一位救援人员把心思用到最仔细，把体能发挥到最极至，最大可能地寻找每一丝生命的气息。

对国家损失很严重，增加经济负担

以后再也不捐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