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一向受到社会化理论学者的重视,而学校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和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教育内容的选择、组织与传递过程是带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学历社会”的大背景下,学校教育已经对社会分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教育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的社会意义在于赋予社会成员一种特定的文化内涵,使其了解并接受这一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秩序,同时使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不断完善。学校教育是一个有效的社会文化过程,它一方面给予人文化的定义,另一方面为个人获得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学历文凭,并且通过这种资源对社会成员的分化产生重要影响。
一、学校教育的功能
学校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育环境的建设都是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自19世纪末期开始,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就开始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社会功能进行研究,并开创教育社会学。学者们通过研究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认为教育不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还具有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和对社会有效整合以及根据社会分工进行选择的功能。
学校教育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主要承担这样的功能:第一,知识的社会化。现代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知识,已经呈现出发展越来越丰富的趋势,家庭已不能胜任传统社会中的传授与教育的职责,这主要通过系统科学的学校教育来完成。第二,价值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个体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使人具有区别善恶、明辨是非的能力。同时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个人遵守社会行为规范,把学生培养成为与社会秩序相符合的模式,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第三,理想目标的社会化。通过学校教育,使个人能把整个社会的利益发展与自己的意愿相一致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理想,并通过学习,学会如何去实现目标的方法。因此,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还对学生行为和态度选择具有潜在的影响。
二、教育与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理论一直非常重视教育与阶层形成的关系。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教育或技术资格看成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
重要依据。赖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资源非常重要,即组织资产与资格认定性技能,赖特把教育或技术资本作为阶级剥削的基础。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能力的具体形式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教育与技术方面的资格认证,体力劳动的力量。这里他强调技能水平对阶级内部分化的作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是一种资本,在人口中的分布是随不同的阶级而定的。这种分布可以还原为教育成就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力是在教育经历中获得的。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对现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发挥的功能,相当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以及特权世袭传承对其他社会形态所发挥的功能。资产阶级特权的拥有者在现代已经必须诉诸于学院的资格认定,从而证明他的德才兼备,并确认自己剥削的特权。
教育是社会文明传递的主要载体,人的现代化作为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教育无疑担负着重大的社会功能。柯林斯、丹尼尔.贝尔等人都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阶级结构中,教育将作为在社会中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技术能力成为实际权力的一个条件,高等教育成为取得技术才能的手段,社会主要机构中成员的招募将以技术能力为首先条件。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权力和地位要按照能者统治的逻辑发展,而其社会秩序也将是以受过教育的能者优先的原则为基础。"
三、教育在现实社会分层中的影响
教育不能直接给个人带来收益,除非社会有一种可用来将教育转化为资源的制度。在“学历社会”的宏观背景之下,学历和文凭就成为交换关系的中介。现实的中国社会,对学历的关注胜过于对实际知识和能力的关注。社会用人单位对资源短缺人才的应用,以学历为依据,在有着同等学历的情况下,又以学校或专业的声誉为依据。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引导着人们的教育观念。从中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获得学历文凭,为了将来收入可观的职业,为了获得社会分层中有利地位而进行提前的竞争。
文凭学历代表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参与者较容易获得用人单位给予的较好岗位。职业的好坏与教育程度相关,而职业又是衡量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布劳和邓肯认为,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都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划分都以职业分化为基础。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阶层分析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因为在市场为主要配置手段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依赖市场机制,人们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是通过职业的途径实现的。
教育不仅与一个人的收入效益紧密相关,还与其它许多市场收益有密切联系,如声望、闲暇、福利等等。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要远远大于通过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接受一定的教育并获得相应的学历认证,是个人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创造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础,进入不了教育领域,则意味着会被排挤到社会或组织的边缘。人们谋求教育机会的平等,其实质在于谋取参与社会生活的均等机会,否则就会形成教育的隔离,在创造和分享社会成果时受阻。
四、教育与社会分层正相关关系背后的反思
教育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的同时,很多人过分地追求教育的功利价值,把教育产品当作一种“疯狂的消费”,却很少关心教育的本质意义和内在价值。人们的教育消费行为不可避免地走向非理性化,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价格猛烈攀升,其结果是高学历人群增多,而教育收益水平却在降低。
事实上,学历的获得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练和严格的筛选,才可允许实现。在学历不断升温的现实中,教育的泡沫化现象也就在所难免。教育的泡沫化是由于教育消费需求超过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所提供的供给,致使教育资源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教育规模的增长,形成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教育文凭,进而引发文凭的普遍信用危机。教育文凭的信用危机,不仅破坏教育发展生态系统中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要素之间的平衡,损害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导致以学历为标识的个人人力资本信号发生失真和紊乱,使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投资风险增大,投资欲望受挫。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以身份制为主的社会分层模式正在被以学业和职业为主的分化模式所取代,这种转变对教育公平的实现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既要看到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的紧密联系,还应在制度上对教育提出基本的质量要求,消除容易导致教育发展生态系统失衡的不良因素,使社会结构的分化更加合理和趋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