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鲁迅作品的评价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天才作家，可供研究的方面很多，经过前辈大师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我们应该知道在鲁迅作品中，讽刺和幽默至始至终表现于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讽刺诗之中，下面就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谈谈一些粗浅看法。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具体特征表现为含泪的微笑、悲喜剧性格的矛盾统一、讽刺的真实性和诸如对比法、滑稽法、夸张法等独特的表现手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在他的文学战线上表现的非常突出。特别是他的小说。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写小说的目的，是“ ‘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可谓是多姿多彩，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最大特征就在于讽刺性，本文试就他小说中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些阐述。
1含泪的微笑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有一点超群之处，是在朴素精练的真实描写中，把眼泪同微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寓庄于谐，亦庄亦谐，不仅讽刺情调富有变化，而且在笑声里还隐含着深沉的忧郁和哀伤。鲁迅小说中的讽刺，是出于对人民麻木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所以，他的幽默绝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更不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解嘲的麻醉剂，而是掩饰在表面的平静和滑稽之下的沉郁和严肃。鲁迅很反对那种轻松的幽默感，他认为，在中国还不适宜于这种幽默的存在。所以，他那沉郁的幽默总是“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阿Q的喜剧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交融是最典型的一例。可以说，阿Q的每一个喜剧性行动中都隐含着深刻的悲剧因素，而阿Q的悲剧命运又完全是通过喜剧性格的发展构成的。阿Q是引人发笑的，但他引出的正是一种含泪的笑，从“君子动嘴不动手”到“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从阿Q 真能做“到钱府门前的龙虎斗”……甚至直到阿Q走向革命时，也还是阿Q式的白盔白甲、元宝、女人等等的幻想；而在临死之前，他还羞愧于判决书上画押画的不圆呢……《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是并不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艺术修养、艺术特长等。《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令人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显而易见的，毋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剧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实话，但糊涂到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 ”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象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 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
一般地说，悲剧使人落泪，喜剧使人发笑。阿Q的结局的艺术效果与这两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轻松的心情,用讽刺又带幽默的手法写出,因而读者不会流泪,而是欲笑又笑不出声。这就是因为阿Q的可悲的结局,是以喜剧艺术形式演出的结果。
2悲喜剧性格的矛盾统一
讽刺艺术运用于悲剧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使人物的性格具有了悲喜剧的双重组合。这是鲁迅在塑造悲喜剧性格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塑造悲喜剧性格的范本。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人物的性格的双重组合，主要是悲喜因素的组合。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子君、涓生、魏连殳都是悲喜交织的性格。他笔下的阿Q和孔乙己，就是悲剧性格和喜剧性格的双重组合的范本。鲁迅在给乔南的信中谈到《阿Q正传》时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鲁迅的目的，虽不在于滑稽或哀怜，而在于描摹国民的灵魂，以拯救垂危的中国的“死魂灵”，但他的艺术手段却是通过滑稽哀怜的组合来实现的。
我们以《孔乙己》为例，《孔乙己》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悲剧，而是一个喜剧性的社会悲剧，可悲欲可笑在小说主人公身上融为一体，泪和笑在作品中同时存在，笑使泪更加浓烈，喜剧因素强化了悲剧深度。孔乙己本身就是一个喜剧性的悲剧人物。他本身是矛盾的，是唯一穿着长衫而站这喝酒的人。他已经被社会遗弃，变成了读书人的异已物，甚至是普通人的异已物，但自己却未能认识到这种异化，仍以一个读书人自居，强撑着知识分子的架子。这就是说，孔乙己的性格，是一个悲剧与喜剧的矛盾交织物,是最可悲与最可笑的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的有机统一体。而联系可悲可哀与滑稽可笑这两极的中介,就是他的“无知”，他的“不自知。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在滑稽戏戏中所描写的人物，他们实在是可笑的，但却不知道自己可笑。”可笑是喜剧性的，而“不知道自己可笑”便成了悲剧性。因此，一个悲喜剧性格，他们的可悲程度与滑稽程度往往与无知的程度成正比。柏格森说：“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往往等于他的不自知的程度，因为凡是滑稽的人，总是无意识的,世界的人都看见他;他也看见世界的人,但他看不见他自己。”又说“任何一个滑稽人物，不管他在一言一行中是多么有意识，他之所以滑稽，是因为他身上有他自己所不认识的一面,有他自己所忽略的一面。只是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才可笑。”孔乙己是这样，他明明是最可悲的，却不知道自己的悲惨，还自以为比别人多懂一些“之乎者也，”多一件长衫。他自己认识的“自己”和实际的“自己”相去很远。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孔乙己的性格正是如此。在别人看来，他是非人，他是贱人，他是完全多余的人，不合社会的人，而他自己身临其境，却完全不知道这一切，不知道自己正处在这种悲剧世界里甚至还要炫耀那些把他引入这悲惨世界的东西。这才更加可悲。“喜剧是把毫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但并不是说，在孔乙己身上毫无价值可言，他们的性格所以带有悲剧因素，正是他生来就具有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这就是人的价值，但他这种本是非常神圣的价值，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撕毁了，然而他仍然是善良的，诚实的，正直的。当人们谴责他偷盗的时候，他抗议并以“窃书不算偷”为理由进行辩白，这种辩白恰恰在实际上承认自己的偷窃，这又透露了他灵魂深处的真实。孔乙己正是保留着一些善的品质，滑稽的性格才带上深刻的悲剧性，这也正是鲁迅运用讽刺艺术塑造任务性格形象所达到的高度。
3讽刺艺术的真实性
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也不在于那专门求笑的能力，而在于深刻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十足的生活真实性。鲁迅自己在《且介亭杂文二集 ? 什么是讽刺？》中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都已经是并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公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鲁迅的小说的讽刺，正是作者正视现实，毫不容情地把生活中的丑恶事物真实地加以描绘与揭露的结果，作者以深邃的眼力观察现实，于是他随时发现出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的虚伪性。
比如在《祝福》里，我们看到鲁四老爷这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却时常要发怒，骂人，而且动不动就皱眉心……这些事，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太普遍套平常了，甚至人们都已经习惯，不以为奇了，但经过鲁迅锋利的笔锋淡淡地一勾勒，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责，而丑态却暴露素、无疑了，而且格外地动人了。《高老夫子》中那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彼此在弯腰拱手，连连客套，连对方“大作”的题目也弄不清，还说什么“百读不厌”，“座右铭”；一个讲“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的道学先生，却皱着眉头，甚至于发怒骂人。这是多么地虚伪、矛盾和丑陋！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痼疾的。《阿Q正传》里赵太爷、假洋鬼子的狐假虎威、称霸一方，“咸与维新”所谓“革命政府”对劳动人民的镇压，阿Q 的自我麻醉的胜利精神；《肥皂》、《高老夫子》里四铭和高尔础之流的顽固守旧和男盗女娼，《在酒楼上》、《孤独者》里吕纬甫、魏连殳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由勇敢叛逆到颓废、沉沦以至毁灭；《孔已己》、《白光》里主人公迷恋仕途的悲惨结局；《风波》里小土场上的惶恐不安，这都是那个病态社会的病态人物和病态思想，鲁迅都一一给予了讽刺。鲁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比吴敬梓更加自觉地把讽刺看作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为讽刺美的本质就是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所以，他的讽刺，比《儒林外史》显得更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思想倾向，是爱是憎，鲜明，强烈。想想《阿Q正传》里阿Q飞飘过赵府门前时，鲁迅写赵太爷之流的卑劣、怯懦、虚伪和无耻，渗透着那样强烈的愤懑和蔑视，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讽刺是多么严肃、慎重而又痛快淋漓了。
鲁迅所用的讽刺笔墨是很精练的。这种精练，除了文字的简练之外民主要表现为作者从生活中选择、提炼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细节。作品中赵秀才与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的描述，不过二百多字，含义却十分深刻，把人物丑陋卑劣的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真是妙绝。这两个反动人物的“革命”行动是这样荒谬不经，但又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处境和思想性格的逻辑发展，令人可信，既是夸张的，又是真实的，高度典型化的。还应该指出，这个生动真实的情节之所以含义格外深远，还由于它具有象征意义，反映了武昌起义后的社会本质，一方面是赶跑了清朝皇帝，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乘机篡夺革命果实，照旧骑在人民头上。在未庄，“革命”就表现为打碎了静修庵里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老尼姑被当作清政府，挨了赵秀才们“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庵里又不见了一个宣德炉，这是多么辛辣而又意味深长的讽刺。
这样的描写，在作品中并非仅见。革命风声传到末庄时，赵太爷与阿Q对话的描写，多为人们所称道。一向不把阿Q当人看待的赵太爷，居然怯怯地迎着阿Q低声叫“老 Q”了。几句对话，把啊Q 飘飘然的狂态和赵太爷的惶恐狡猾，都神情毕肖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不准革命》一章中，假洋鬼子“白着眼镜”对几个闲人胡乱吹牛，同样是让人物通过言语动作，“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丑态毕露。这些都显示了鲁迅的深刻洞察力，高超的捕捉形象的本质和杰出的讽刺才能。
4 独特的表现手法
正因为鲁迅特有的讽刺笔法，使得鲁迅小说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比同时代任何人的都要真实，所揭露的国民性格弱点比同时代任何人的都要深刻。鲁迅将封建愚民政治框架下国民性格的异化作为艺术聚集的焦点，力图通过揭露国民人格的麻木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在这过程中，讽刺犹如一把犀利的刀，无情地剜下人性溃疡的腐朽之肉，将国民劣弧根性的种种卑劣状态公然推到了历史的祭坛！
4．1.对比法。鲁迅善于利用讽刺艺术的特点，紧紧地抓住讽刺对象的要害。将其放大，在强烈的对比之下。让其丑态毕露。例如《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他脱离了现实的斗争，为生活而挣扎，但在穷困的生活中，却幻想着富裕的生活，并企图将这种生活描写出来，以投绅士淑女们所好，可以“捞取稿费”。于是，鲁迅处处以混乱而穷困的现实生活与虚伪而肉麻的空想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也没有；“作家”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丰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像一个麻雀窠，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 “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和阴凄凄的眼睛……。现实的生活给予空想家以多么辛辣的嘲讽啊。作者无须多加评论，他利用巧妙的构思，以形象的画面，就把讽刺对象的丑陋本质全盘揭露出来了。
4.2.滑稽法。滑稽是讽刺艺术采用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文学理论家刘复把滑稽分为肯定性滑稽和否定性滑稽两种。他认为“肯定性滑稽，是内在真的、善的、美的内容，却通过丑陋的、异常的，渺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滑稽，……而否定性滑稽则是假的、恶的、丑的内容，硬要通过美的、庄严的、神圣的形式来炫耀。”鲁迅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是采用了滑稽法的。如阿Q，孔已己等。尤其是在《故事新编》中，人物形象大多是肯定性滑稽与崇高组合在一起塑造的。如《奔月》中的羿，《理水》中的大禹，《非攻》中的墨子等，尽管这些人物崇高性格显主导，但由于采用了肯定性滑稽法，使人物性格更显丰富，人物形象更为崇高。
至于以否定性滑稽法来塑造人物的。如《补天》中所描绘的那个站在女娲两腿之间，顶着长方板，指责女娲“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假道学家，他们本来是女娲用泥土捏成的，在女娲面前，他们是非常渺小。丑恶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却“不安其位”，硬要爬到女娲的大腿之间去装成美的、神圣的正人君子，从而显得非常滑稽可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滑稽，它是在美与庄严形式掩盖下的内在的丑、真正的丑，深刻揭露了那些高唱礼仪道德的古今统治者的真面目，他们的德行是那样的虚伪。
4.3.夸张法。夸张是讽刺艺术的另一种手法，它是滑稽的极端化和尖锐化。鲁迅是用极精练的带者夸张的笔墨来写阿Q 的，寥寥几笔，人物的精神就特别突出地呈露在读者面前。鲁迅认为夸张也可以叫“廓大”，也就是把一个人和一件事的特点放大，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所谓“并非特点之处”，也就是平时不易为人注意或察觉的东西，如果把它放大出来，使人大吃一惊：原来如此！这就起了洞幽烛隐的效果。古今中外，多少人身上有阿Q精神，但是觉察其丑其害的人很少。鲁迅把阿Q克服怨敌的如是等等“妙法”，一个接一个描写出来，而且一回比一回严重，直到临死还想“孙子才画得很圆”，这已经是精神胜利法的极致，也是阿Q悲剧的顶点了。经过这样夸张的表现，这种精神的全部荒谬、可耻，就清楚地展示出来了。不过，鲁迅在这里非常注意不使其失真。他深知，“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也就是说，讽刺的意义不宜过于浅露，夸张不能过分以至失真。《阿Q正传》往往把夸张和含蓄结合在一起。鲁迅批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近于谩骂。《阿Q正传》虽也有夸张，但没有这种弊病，做到“穿入隐微”，含有深意。如小说写捉阿Q时，竟出动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趁黑围住土谷祠，正对面架好机关枪，还临时悬了二十千的赏，如此兴师动众地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更有讽刺意义的是，阿Q还在里面昏睡，直到捉出门外，才有些清醒。通过这一夸张的情节，有力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伪。这样描写是否太远于事理呢？鲁迅后来在谴责段祺瑞政府用机关枪对付请愿学生时，借题发挥说：“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所以这种描写，虽属夸张，但没有违背生活的真实，并且是反映了本质的真实，使讽刺力量发挥得更强烈。当然，既是艺术，既有夸张，也就不应用实际生活的人和事来和作品一一对照，要求丝毫不差。我们不应忘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如鲁迅塑造的宴之敖和眉间尺这两个英雄形象，采用了夸张的、超现实的手法。特别是宴之敖紧紧咬住国王的头不放，直到制敌于死命这种夸张的场面叙述，使宴之敖的性格既具有崇高性又有怪诞性，从而突出人物性格的独特性。但表现的却是对强暴的敌人以嘲弄和蔑视，寄托了作者的情操。鲁迅小说中的讽刺手法除了上述三种以外，还有矛盾法和他的出神入化的语言表达，如白描、讽喻等，这大大的丰富了讽刺的艺术手法。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还特别注意把含蓄性和丰富性统一起来，把小说里的讽刺写得含而不露，意味隽永，而且象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这在《长明灯》、《肥皂》等篇里都有生动的表现。
鲁迅小说中对人物冷峻的解剖，冷嘲热讽和夸张手法的运用，把他对祖国的一腔热血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深度、有内函，又不乏黑色幽默是众说周知的。他的讽刺是因为他的这个社会的不合理而有衷的愤怒。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怒火使他对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要来讽刺几句。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使小人们惊颤。假如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和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史不衰乃至是永恒的。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
我相信，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而其别具一格的创作语言将是人们评价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郑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他们是不太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也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所以不会理解鲁迅的思想和言论。也有情可原。我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他不怕权贵、一针见血、能从点点的小事披露社会的弊端。鲁迅是战士，他一直战斗在文学的前线，对社会的不满给予辛辣的讽刺。他对梁实秋的不满也敢大肆批判，说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他对弱势群体也会给予同情，像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总之我佩服他，还非常喜欢他的文章。

“鲁迅的作品告诉我们100年前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他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础文明的一部分，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史，鲁迅是绕不开的。”

他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史上不亚于古代的经，可以说是近代文化史上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