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什么要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我国经济近年来保持健康、持续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并进行科学评价和有效借鉴，采取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考查指标
经济增长方式，即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是由一定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经济增长是指通过投入资源创造GDP的活动。它包含着两类基本关系：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增长过程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对人类有用的使用价值，不断发展自身的过程；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增长过程是社会人的生产活动，总是以特定的经济关系组织起来的。这两类关系具体表现为一定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
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总是在特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下形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依靠生产要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生产要素效牢提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根本上依靠于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由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客观进程，因此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出现到转变也具有很大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关注，焦点是经济增长的效率，亦即经济增长过程的投入产出比率。这也是世界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题目。很多经济学家由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搜集各国、各地区时间序列的数据，对生产率水平及其差异进行了多种方法的分析。概略看，都是以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数量分析框架，基本依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L1－α
式中Y代表生产结果，可以理解为GDP，A＞0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0＜α＜1，为一个常数。对于α的值，在分析过程中，有的通过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有的通过经验给定；K、L值则以搜集到的投资额和就业人数代入。在Y值既定的条件下，就可以计算出A的值，即全要素生产率。它反映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和熟悉的深入，按照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还采取了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并区分了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不同组成部分，使得对生产效率的分析进一步细化、深入了。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日益突出。在创造GDP的过程中如何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经济增长和GDP创造效果的考察也更加丰富。但从逻辑和概念上看，这已经从经济增长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考核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效率，从严格的概念上看，是考核资源投入与GDP创造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需注重GDP的创造过程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注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要在更宽泛的范围内考核一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总体效果。
根据以上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从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两方面的转变来讨论其轨迹和原因；经济增长的效果，则可以从投人和产出的比较中进行考察。
因此，分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首先需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转变的进程；考核经济增长的效率，则需要比较不同时期和GDP生产有关的投入与GDP之间的比例，具体可以参照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有关方法和结果，从发展的角度看，还要兼顾社会事业发展情况、以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状况。
按照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特征，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计划体制、工业化起步型阶段，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生产结构调整型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预备条件推动工业化全面加快的阶段，初步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下面分别分析这些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转变的原因、并对各自的增长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二、计划体制、工业化起步型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与评价
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起止时间大体为1952－1978年。其基本特点，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发展模式看，是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产业，独立自主地建设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面临人囗众多和经济发展水平低、阶级矛盾尖锐等突出问题。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民主和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和按劳分配消除阶级对立，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必须推动工业化，而在西方国家严密的经济封锁下，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形成独立自主发展工业的能力。这就要求跳越劳动密集型、生活资料生产为主的轻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资本密集型、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发展阶段。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产生了计划体制、工业化起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济体制看，必须选择计划经济。这是因为：国家所有制从财产权利方面要求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则要求依靠计划手段实现资源配置活动。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1952年主要消费品人均年消费量，布5．71米，鞋0．18双，手表0．07块，食糖0．91千克，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恩格尔系数，到1957年时，城镇居民仍高达58．4％，农村居民则高达65．8％。
在此背景下，假如没有计划经济体制集中配置资源的支持，则资金密集度很高，对积累要求很高的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产业不可能发展起来。此外，重工业、生产资料产业对社会分工协作的要求比较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高，也为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提供了可能。这一分析表明，计划体制下跳越式推进的工业化活动，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考察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综合效果，有两个角度：其一是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其二是考察这一增长方式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按照前述的数量分析框架，一些经济学家计算了1953－1978年间我国全民核算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在计算中，α的值使用计量模型估计得到，其中资本的权重为0．582，劳动力的权重为0．418；以利润最大化和完全竞争为前提得到要素需求方程；将全要素生产率表述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计算的结果是：1953－1978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工业净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0．71％，其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为6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2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9％。总体看，经济增长的效率不高。但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看，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这一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工业化就难以起步，也就难以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难以制造出原子弹、导弹、卫星等尖端产品，难以依靠综合国力的提高自立于国际大国的行列。而离开这些基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就都是难以想像的。可以说，这一历史时代的人们通过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为国家的独立和经济的全面繁荣奠定了一个历史性基础，对于其历史价值，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
以上分析表明，任何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其效果不仅体现在增长过程中，也体现在这一增长在该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价值方面。
对这一增长方式的讨论，恰恰是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开始的，这也是推动这一增长方式转变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开始注重和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不重视效率的弊病。指出要重视生产活动中“不惜工本”的问题，讨论了改变粗放型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与方法，提出了依据价值规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张。
20世纪60年代从前苏联引入了“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的概念，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劣。由此出发，对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低效率做了进一步的思辨。在这些讨论中，开始关注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果。由此形成了粗放型、集约型，外延型、内涵型等表示经济增长特点的概念。
从目前的熟悉看，这些特点决定于一定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不计工本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为主则是工业化起步时的客观要求。从历史进程看，最终决定计划体制、工业化起步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是体制和发展模式自身的矛盾。
在完成了建立工业制造业体系的任务以后，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进一步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此时生产建设需求对生产的拉动减弱，社会再生产循环出现了障碍；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模式以及不讲经济核算的做法，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资源使用和配置的效率。这些问题既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决定了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转变。
三、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生产结构调整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与评价
这一阶段的起止年代，大致为1978－1995年。其基本特点，从经济体制方面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看，是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
前面分析了计划体制、工业化起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积累起来的矛盾：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
从经济体制方面看，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问题，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方面形成经济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校正计划调节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的分配比例关系。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效地增强了经济活力；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集中主要社会积累资金的收入分配格局。随着分配关系的改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4．8％，迅速提高到1995年的58．7％；与此对应，财政收入比重则由31．2％下降到12．3％，这为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预备了重要前提。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低消费是强制积累的结果，不是居民自愿的选择；当居民收入增加，由其自主决定消费和积累比例时，则原有的比例关系必然要得到调整。
二是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由地方、企业、家庭面向市场，自主发展生产；产品的价格则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在经济主体越来越很大程度上依据市场变化决定生产、生产效果与自身利益紧密联系的条件下，生产投资活动必然会逐步转到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来。
在经济体制模式逐步由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就是水到渠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改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矛盾；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这一任务很快就转由市场调节来完成了。随着体制模式的预备，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非凡是积累消费比例主要由居民家庭决定，在消费水平被迫很低的背景下，这就必然迅速扩大消费需求，改变低消费、高积累的状况。在生产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变化会通过市场越来越强烈地引导消费品生产的发展，这就必然改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格局，必然会逐步校正生产资料生产自我循环的发展模式，逐步恢复消费与生产在一定收入水平上的正常关系。
以上分析表明，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生产结构调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累积的结果，是解决这些矛盾所必须的形式，因此也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注重经济核算，开始注重市场需求。加之这一阶段伴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非常显着，因此，从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角度看，效率提高的非常明显。
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78－1995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据郑京海、胡鞍钢的计算，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3％，与1952－1978年间比较，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
从我国现代化进程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速率明显加快，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高。1978－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8％，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66个百分点，分别较1952－1978年期间提高5．2个和0．46个百分点。1995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9330亿斤，钢产量达到9536万吨，水泥产量达到47561万吨，发电量达到10070亿度，分别是1978年的153％，300％，729％和392％；化纤产量达到341万吨，电视机产量达到3496万台，家用洗衣机产量达到948万台，家用电冰箱产量达到918万台，分别为1978年的12倍，67倍，23710倍和328倍。以生活资料生产为核心，社会生产力水平取得巨大发展，相对于收入水平，生产能力开始超过需求的水平，消费与生产脱节的问题得到根本调整。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综合效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在国际比较中也是非常突出的。当然，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尽协调，环境与资源的矛盾开始突出，也是这一经济快速发展过程的另一类伴生现象，由于数据资料限制，不作具体评价。
对这一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关注，起因于资源使用的方式和效率。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中心政府强调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粗放经营为主转向集约经营为主。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告》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告强调要“把全部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学者基于国情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在探讨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的关系时，主张并论证了应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界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处理速度与效益关系上长期存在的痼疾和出现了发展速度大起大落、通货膨胀等问题，更为深入地研讨了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许多学者撰写了大量论文，提出并论证要变“数量型”经济为“质量型”经济、变“速度型经济增长模式”为“结构型增长模式”、实现从“消耗型”增长模式向“效率型”增长模式的转变。一些论文还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粗放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描述和剖析。
所有这些讨论，从现在看，都集中于经济增长在资源使用方面的表现形式，而没有深刻分析这些资源使用形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看到，在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过程中，体制结构和生产结构都发生了异常剧烈的变化，市场机制对生产和消费关系、对生产结构的校正来得非常猛烈。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资源使用方面高投入、高产出，低水平迅猛扩张等特点。
例如，居民家庭决定消费和积累关系后，消费需求扩大得非常迅速，必然与弱小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形成矛盾，导致市场供不应求。在商品短缺的环境下，竞争不可能很充分，从而也不会制约低水平扩张的行为。低水平扩张源于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空间。短缺推动了价格上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必然使企业更关心生产能力的扩大，而将资源投入和成本水平放到次要位置。企业依靠高投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高产出，从企业经济核算看是更为划算的。而生产结构由积累型向消费型的调整，需要扩大很多产业领域，铺摊子，上项目是结构转变的客观要求。

所以，资源使用的形式，是这一增长方式内在特征的表现，是体制和结构转型的结果，有其客观必然性。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一轨型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内在的矛盾，这里蕴含着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的根本原因。
这一阶段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当转型结束以后，其存在的条件也就改变了。与经济增长特点直接关系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居民家庭主导的积累和消费比例结构调整；第二，与此联系的生产与消费关系调整。前一个条件决定消费结构的变化速率以及产业发展空间扩大的速度，后一个条件决定生产结构补课型调整的速度。
当积累与消费比例相对于收入增长趋于稳定时，消费结构变化的速率就会减缓；当生产基本适应消费的时候，生产结构补课型调整也就结束了。而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供求总量关系的根本性改变，短缺现象消失，初步的买方市场和局部生产过剩则开始显现。
随着需求约束发展，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困难企业增多，破产失业问题将体制改革引入到社会财产关系方面，要求从体制上建立财产风险责任承担机制；随着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从拉动到约束的变化，生产结构开始在开拓消费、影响消费的过程中，转入全面升级时期。一种新的体制和发展模式开始形成，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发生了进一步转变。
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则、预备条件推动工业化全面加快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与评价
这一阶段的起止时间大致为1995－2002年。其特征从经济体制方面看，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已经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改革开始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规则；从经济发展模式看，是推动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带动新的产业升级，为全面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预备条件。
完成了积累与消费比例、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调整以后，经济发展的环境必然出现重大变化。由于消费快速增长的原因消失，生产结构调整的市场空间随之受到限制，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与趋于稳定的消费需求，必然将总量关系由供不应求推向供大于求，蓬勃发展的各类企业，开始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一变化对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体制模式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调整的是经济治理权和经济利益体系，而并没有涉及到经济责任体系。当竞争引起的财产风险损失不断增加时，对经济体制关于财产权利规则的设定，必然成为非常迫切的要求。经济体制不适应竞争环境的矛盾，推动了所有制和产权关系方面的深刻变革，在产权关系、分配关系改革的基础上，形成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
从经济发展模式看，在生产能够满足消费需求以后，出现了消费约束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主要依靠于消费结构升级，即从吃、穿、用层面转入住、行层面。这些需要在收入水平、储蓄水平、住房制度、消费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方面预备条件。
通过体制机制、调整适应竞争环境，解决竞争风险承担问题；通过扩大需求政策增加国内投资和消费，缓解需求约束，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中心任务。
同时，随着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予以了更高的关注。这一阶段也是明确提出、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期。一个基本的思想是：经过40多年非凡是改革开放后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具备了相当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数量，生产体系也大体趋于稳定和成型，这时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更多的是质量，如仍追求单纯的增量资本扩张，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新的变化已不相符合；而且这一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将造成资源的过量开采，加剧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会受到资源和生态环境越来越多的约束。因此，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为此，1995年中共中心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九五”到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1996年中国政府提出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以后历年的政府工作告中，都突出强调了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重点推进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第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用信息、生物等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减少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产业水平。
第二，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逐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第三，推进科技进步。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建立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推进高技术产业化，非凡注重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开发，着力解决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问题。
第四，加快体制创新。加快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推进金融、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
对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效果，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分析。据郑京海、胡鞍钢计算，1995－200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1978－1995年的47．3％下降到27．8％，降低了19．5个百分点。这一情况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学者担心我国将步入东南亚国家的增长困难，即体制和发展模式学习上的潜力已经释放完毕，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的能力减弱，持续发展面临危机。但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指出的：一是1995－2001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转换的时期，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力度减弱，经济增长率偏低，政府财政性投资被迫增加，这些对资源使用效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产业全面升级包含资金高投入的过程，这是一个奠基的过程，其效率将在较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而在短期内则表现不充分；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集中于约束机制的建立，与激励机制建立比较，增强经济活力的效果明显不同，对资源使用效率也有一定影响；四是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五是由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限制，技术进步速度受到限制。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比较强烈，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速率减慢，体制的激励作用降低，这些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的主要原因。
第二，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分析。由于竞争的作用，出于降低成本的要求，资源节约被更加重视。能源加工转换总效率，1989年为66．51％，2001年提高到70．41％。由于产业结构变化不大，对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需求较低，1995－2000年，发电量和钢产量年均增长率均为6．1％，明显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率也较低，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相对比较缓和。
综合来看，这是一个为新的发展作预备的阶段，也是高度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经济增长效果虽然有所降低，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所改善。经济增长不仅关注微观的经济效益，也开始重视宏观的经济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