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的发展对低碳经济有何影响

　　（一）低碳经济是一个技术创新问题。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以及由此而致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消费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有效控制碳排放，防止气候变暖，促进和保持全球生态平衡。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人类要控制和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主要途径有四：一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是发展碳捕捉和封存技术，将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并封存起来；三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四是植树造林。就目前而言，这四条途径都存在着明显的技术瓶颈。首先，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必须寻找到新的工业生产加工方法，如新的水泥生产方法、新的钢铁生产方法，以及新的汽车驱动途径和新的存储技术，也必须在建筑领域和交通领域寻找到新的节能减排技术。 目前，一般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和内在动力进行传统技术的创新变革。特别是，既有利益集团为保护自身利益，通常会阻止一些创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应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使其产业发展绕过高耗能而建基于低耗能、低排放技术，像发达国家那样致力于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绝对是天方夜谭。其次，大力开发和推广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燃油等可再生能源，尽管符合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方向，但这些貌似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通常会受到季节、天气变化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难以稳定获取，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把用风力、太阳能等发的电储存起来。但是，短期内大规模储能技术难以成熟。而且，现有的技术将使得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十年乃至五十年内不具备商业竞争优势。第三，对于碳捕捉和封存，其广泛应用也面临相当大的技术和资金障碍。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巨大的成本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修建数千个碳捕捉厂、数十万公里长的管道把碳排放储存于地下的巨大困难。第四，植树造林看上去是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简单易行办法，但是，制约造林面积增加的最大因素是水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还缺乏技术支撑。
　　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没有技术创新，低碳经济不过是人类的一个“美好幻想”而已。
　　（二）低碳经济是一个经济问题。低碳经济尽管在逻辑起点上属于一个技术问题，但它是关于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函数集合，是一种相对于高碳时代的、低碳能源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要调整传统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更不是GDP的增长。
　　笔者认为，造成气候问题，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传统的带病运行的成本外化工业化模式则难辞其咎。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仅仅依靠技术力量，低碳经济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也不会走得太远。
　　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大多数国家难以跨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而传统的工业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低排放或无排放的诸如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比如，钢铁生产中一个电机至少是几十万千瓦，而一个风机提供的能源远远不够，而且风机是间歇性的，太阳能更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能源，尽管它的成本相对较低。现有的消费模式难以短期内得到改变。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小岛国家和贫穷国家，消费模式基本上是趋同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者都追求和向往高碳生活，空调匹量越大越好，汽车排量越大越好。在发达国家不放弃高消费、发展中国家追求高消费的消费心态和消费模式下，世界不可能由高碳经济走向低碳经济。
　　（三）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从历史的逻辑看，低碳经济是“碳政治”的演进和合法化。“碳政治”发端于一套环保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环境政治，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青年造反运动密切相关。这场起源于欧洲的青年造反运动引发了欧洲后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反核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等。其中，环保运动进入欧洲政治的主流。随着欧盟的建立，环境政治加速兴起，进而为欧洲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话语建构，并建立起相对于美国以及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其实，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局部问题。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各种生态环境变化，既可能是气候变暖问题，也可能是气候变冷或时冷时热所造成或即将造成的各种问题，更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诸如河流、湖泊、山脉、植物、动物种群、城市居住条件恶化、工业生产污染等一系列关乎人类日常生存的基本问题。因此，欧洲的环境政治最初只能局限于欧盟，难以成为全球政治。可是，欧洲为了推行其“世界主义”，将环境问题政治化、全球化，就必须在环境问题上建构出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公共”问题。因此，全球环境政治就不能选择河流污染、土地污染问题，而只能选择“气候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
　　欧洲人正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不过，作为一种理念、一种话语、一种技术，要变成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或经济收益，就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因此，在科学话语建构基础上，欧盟进一步推动这套科学话语进入国际公共空间，并通过协商谈判机制来制定国际法，导致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公约确立了解决问题采取的“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而有效地将所有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在长达四十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说不练”，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技术和金钱上的承诺。相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表面上，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实质上，它是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背后隐含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碳”这种物质经过法律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甚至金融革命的潜力。这种潜力的最大获利者，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属于那些能够娴熟掌握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的商家。鉴于低碳经济问题属于全球的公共经济问题，其实施却有赖于追求本国私利最大化的各国主体。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商谈判在理论上是无法成功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形成一致性原则即为佐证，相关的争论分歧和政治博弈未来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