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先秦时期墨家与儒家的对立

当前常听到的口号有：建设和谐社会，以法治国，奔小康等墨家于当前社会影响并不大，而儒，道两家能融为一体，入世与出世并不矛盾，下文为节选，末附有链接可参考全文道家师法自然，特别崇拜水。老子说，“上善若水”，“大道似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水蒸云化雨，滋泽万物；水往低处流，敢于忍辱负重；水极柔极刚，无坚不摧；真水无香，纤尘不染，却能激浊扬清；水包容性强，与万物溶为一体，居于次位，不争名利；水满则溢，恰到好处；水面永远保持平衡，正直无私……总结水的特征，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对待万物，都要顺其自然，让事物按自身发展规律；如果横加干涉，只能自取其败。无为而治是一种大智慧，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小到生产生活，汉民族是以农为本，先民务稼穑，按24节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周而复始地组织农业生产，既要不违农时，也不能揠苗助长。由于不从事游牧、打猎等剧烈活动，衣着也以宽大为主，不必紧裹人体，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休闲服装。大到治国安邦，明君对下属像水一样无私、谦虚、包容，公平，宽松，他善用贤臣，使其各司其职，自己从不事必躬亲，发号施令，指点江山。无为而治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垂拱而治，这是对明君统治方式的形象描述：君臣席地而坐，国君垂落着宽大的衣裳，双手合拢放在飘飘然的大袖子中，倾听大臣述职，低调，谦恭，闲适安逸，清静无为。上古明君，如黄帝、尧舜都是无为而治的典型，所以无为而治又称黄老之术，人们描述为“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而据说汉服是黄帝发明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出“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理论，他把“看的见的手”（政府干预）当作“守夜人”，即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任务是保证一个公平安定的市场环境，而不是指挥或者取代“看不见的手”。这与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中国人的比喻更加形象，把“看的见的手”放在执政者的大袖子中。儒家号召人们走“修身、齐家、治平、平天下”的人生道路。一个小孩，当他成年之时，要行“冠礼”，表示能肩负成人的责任。按照“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筛选机制，任何人，即使出身寒门，只要胸怀经邦济世之志，经过刻苦学习与人格完善，就能够通过科举跻身世大夫行列。取得高官厚禄不意味着锦衣玉食，荣华富贵，而是为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他，也就完成了由“布民”到“衣冠”的人生历程。儒道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支柱，两者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常常又互为补充、对立统一的，形成儒道互补的局面。士人是古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以他们的人生态度而言，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学优而仕，兼济天下；道家主张消极避世，归隐江湖，独善其身。但现实中，能够终生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人都是很少的，一个人往往同时经历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旅程，正如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三不朽”的召唤下，一个平民就能够通过科举考试登上庙堂，进而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然而任途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天下有道”时，他可以大有作为，然后再按照道家“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理想选择归隐；当“天下无道”时，他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能按照道家的理想独善其身。位卑不忘忧国，他身在江湖，心系社稷，等候时机出山，再展宏图。当他真正心灰意冷时，也能在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中度过余生。在他看来，尽管生不逢时，命运不济，不能以功名闻达于世，也可以通过立德，立言无愧于天地。如前所说，汉衣似水，体现道家品质；汉冠如山，体现儒家品质。平民只将发髻包在布巾中，又称“布衣黔首”。当他学优而仕后，就能够戴冠，并穿上特殊的官服，成为“衣冠”。衣冠不仅仅是地位高的象征，更多的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象征，即儒家说的君子。品德和学识不高，即使一个人地位再高，也是“衣冠禽兽”。官服分两种，工作场合的常服和重大场合的朝服，常服由乌纱帽、玉带和圆领服组成，朝服由进贤冠、玉带和交领服组成（不同于平民的交领服，不但有特殊的纹饰和色泽，还由方心曲领、象笏、佩绶、蔽膝等装饰物组成）。总的来看，常服是“质胜文”，朝服是“文胜质”，使他成为文质彬彬的士大夫，辅佐天子，按儒家理想治国平天下。当他准备功成身退时，就摘掉乌纱帽，重新回到布衣行列。那些身处乱世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士人，宁作“布衣黔首”也不当“衣冠禽兽”，按照道家的理想独善其身，有的为表达自己的崇高气节和卓尔不群，甚至拔发行吟，蓬头跣足，如屈原，李白也有“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诗句，从而真正回到道家返璞归真、放浪形骸的状态。综上所述，汉服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的精神，汉冠高高在上，地位显赫，却很小，并且可有可无的，是礼治的化身；汉衣宽大承重，并且是时时刻刻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汉冠配汉衣，如砥柱中流，让穿者气宇轩昂！“布民”到“衣冠”再到“布民”的循环，表现出中国士大夫“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统一，“建功立业”与“功成身退”的统一，执著与超越的统一，进与退、仕与隐的统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在穷达之际衣冠的转变，使汉服体现出儒道互补的精神。可见，在中国这个有着“文以载道”传统的古老国家，汉服也可以载道。先哲发明汉服，或许是给后人一种无言之教，即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现实人生的“三不朽”，不论天下“有道”、“无道”，自己“穷”、“达”，都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达不离道，穷不失志，即使历经坎坷，仍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并始终保持超然乐观的生活态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穿者不由自主进入一种人格升华之中。 http://huhuile.blog.163.com/blog/static/1831435200719184363墨家和儒家当时都号称显学，儒、墨显学之争是百家争鸣的发端。值得注意的是，儒墨显学最终分道扬镳，儒家日趋显赫，而墨家却日渐消声匿迹。原因何在？学者们给出了两种解释。其一是，墨子不仅是思想家，也是科学家，他的门徒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方面都有所建树。后期墨家走向独树一帜的道路，放弃政治，埋首于可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墨家从此不再具有显学的地位，而日趋衰微。道理很简单，它已逐渐远离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治国平天下，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冷落。其二是，墨家与儒家合流，墨学被儒学所吸收。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指出，儒家、墨家同为鲁人之学，“六经”是儒家、墨家共有的经典。墨家以极端平等思想，摧破周秦的贵族政治，从此，“墨家之要义，一变而为儒家之大经；自取墨以为儒，而儒之宏卓为不可及也；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而儒遂独尊于百世也”。法家的命运并非如此，始终与儒家并驾齐驱，历代统治者都是“王道”与“霸道”两手并用，或者说是“儒表法里”——儒家理论的表面掩盖着法家理论的实际，因此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他们称之为“大同之世”。 夏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关键就在于私有制与阶级分化的出现，禅让的传统被废弃了。禹在权力移交时，不再遵循由联盟议事会公推贤者的原则，把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传贤而不传子”一变而为“传子而不传贤”，从此，“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大同之世”变成了“小康之世”。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把“天下为公”、“大同”作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他所创建的中华民国，在国歌当中高唱“已经民国，已经大同”。以后的历史表明，虽然并没有真正实现“大同”，但是创建民国的衮衮诸公确实把“大同”作为目标，是毫无异议的。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不断出现否定之否定。先前的“大同”被“小康”所否定，后来的“小康”又被新的“大同”所否定。 那么，今日呢？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大同”，它比较公平，却普遍贫穷。现在身处“小康”，比较富裕，却不太公平。“小康”难道就是目的吗？“小康”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大同”呢？在“小康”的规划之中，可不可以让人们看到“大同”的希望？ 【大同之世】与【小康之世】完整版可参阅： http://post.baidu.com/f?kz=12128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