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在开学一个月后,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又继续向西南行进,在1938年2月搬迁入云南,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之后,抗战胜利,三所大学回归原址,各自办学。
西南联大的校史只有短短八年时间,但因其英才辈出,又产生了无数故事与传奇,成为了中国大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书评君与大家分享学者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字,追怀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魅力,也省察我们为何会倾向于将西南联大“神话”。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坚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人能够站起来,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今天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当初却困扰不少读书人——正因为了解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不太相信中国能获胜(周作人的北平“苦住”乃至“落水”,根本原因在此)。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历史贡献,精神感召是第一位的。在大后方是稳定民心,而对于沦陷区民众,则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因此,穿越封锁线,奔赴大后方任教或求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
了解这些,你才能理解,为何前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撰写序言,会特别表彰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以及“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在他看来,正是这两点,“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而“这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我曾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提及:“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
“战时须作平时看”
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如何尽到一个国民的责任、为抗战做贡献?这不仅是个人选择,还牵涉大后方诸多大学的办学方向,以及无数师生的教学和日常生活。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战时须作平时看”,课程设置略为调整,以适应战争需要,“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争,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
抗战八年间,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而有几十所之多。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图为抗战期间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