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网经济分析致力于法律的哪些方面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亦称“法和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法律经济学是近4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战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世界顶级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当代法律经济学的诞生地和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其中包括法律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芝加哥大学教授亚伦·戴雷科特[1] 和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2] ，以及当代法律经济学领军人物、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等等。
理查德·A·波斯纳教授曾在80年代后期对法律经济学运动作出过分析和评价，但是，他当时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有关对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不同意见展开的。事实上，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分歧。

学科性质
从学科研究的性质来看，法律经济学已明确将自己定位是一门
法律经济学
“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学科。用波斯纳的话来说，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

研究范围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来看，法律经济学对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法律领域，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惩罚理论及其实践、立法和管制的理论及其实践；法律的实施和司法管理实践；以及宪法、海事法、法理学等各个方面。但是，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普通法的中心内容――财产、合同和侵权”。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经济学家以前对法律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反托拉斯法和政府对经济实行公开管制的领域，而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转向了“并不公开管制的法律领域”。

研究方法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W·赫希曾指出：“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者对法和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律和法律制度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这一点，甚至连法律经济学中的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也看得十分清楚，R·P·麦乐怡就一针见血地说，“法律的经济分析通过对法律规则（Doctrine）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价”。

对研究的全过程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
对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全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综合性的研究。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法和经济学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学术流派，包括芝加哥法和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法和经济学学派、现代共和主义和批判法学研究等学派，进行比较与综合研究，从而能够判断究竟那一些学派的思想能够真正成为当代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行变革与突破、反思学科性质的定位
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行变革与突破，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问题。麦乐怡在《法与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法与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相当程度不同的学科，两者应该加以区分。“法律的经济分析”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模式中研究既定社会制度中的法律问题，而“法与经济学”的研究应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由此可见，麦乐怡的观点实际上对由新古典主义支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试图突破法律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研究框架，将更多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研究纳入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按照这一观点，在“经济法理学”的研究中，不仅要涉及到保守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自由主义法学、古典自由主义法学、自由意志者法学，还应该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共产主义关于法与经济学的理论。

主要特征
具体地说，与传统的法学研究相比较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具有下文的几点特征。

方法论个人主义
法律经济学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或者说，是一种以人的理性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由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同样也是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基础，并
法律经济学
且在“边际革命”兴起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因此，法律经济学在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作为其研究基础时，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借用了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例如“效用”、“效率”、“机会成本”等概念，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分析方法。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在阐述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工具来研究法律问题的理由时指出：“法律所创造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而这些规则的后果可当作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据此，“我们认为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

激励分析
激励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行为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分析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在波斯纳看来，传统的英美法学研究主要是考察已经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post approach），而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事前研究”（exante approach），因此，它必须注重分析随法律制度及相关因素变化所产生的预期行为刺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例如，法律经济学在讨论由于合同条文的不明确所产生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偶发性风险（损失）分摊问题时，之所以要确立一种规则：把损失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承担这种损失风险的一方，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警告未来的签约双方法院将利用这个规则来分配不履行合同的损失，从而利用这一法院确立的规则来促使未来的签约双方设计出对损失风险作出明确分配的合同，促进经济活动效率的改善。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分别是经济理论中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规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是什么？”。在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和突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原理
即研究在一定社会制度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效率”问题。在一些法律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公平”、“正义”，而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非常多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
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法律经济学在规范研究中所运用的经济效率标准，主要的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实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法律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所确立的这种经济效率标准，可以认为是支撑法律经济学理论大厦最重要的“顶梁柱”，也是法律经济学展开实证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
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实证研究最适合用来分析法律的效果问题，或者说，实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适合于研究法律的“效果评估”问题，包括对法律的效能做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分析。法律经济学运用实证研究来分析预测各种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效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法律的实际效果与人们对该项法律预期的效果是否一致，或是在多大程度是一致的。实证研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促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模型化”和研究的“精确化”，而且使得法律效果这个在法学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的法律分析问题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改进问题
90年代以来，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同样地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
在以“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主流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仍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文献观察表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尽管在法律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形式化”或“模式化” 的深入进展比较缓慢；二是许多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以描述和分析案例的研究方法为主。对于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即使在主流学派中也并无一致的意见。一些学者担心“形式化”会增加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门槛”，不利于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另一些学者则十分重视和强调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 问题，他们认为，如同物理学（牛顿力学）扩散到经济学一样，经济学之所以能扩散到包括法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凭借的就是其研究方法的“技术优势”。考特和尤伦十分明确地指出：“过去的40年表明，经济知识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统计分析，而不是精心描述的案例研究，靠的是微积分的运用，而不是解释概念。”文献表明，博弈论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已经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推动了研究的“形式化”进程。但是，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在21世纪初期不会迅速取得重大的进展。

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
在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非主流学派中，对应于重新反思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性质定位的观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比较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按照这一观点，法律经济学应该通过围绕各种“公平”社会模式的政治和经济谱系来对比和分析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安排。麦乐怡曾明确指出：“作为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研究，法与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将法律制度视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念的反映的研究机会，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可以不加修饰地置于现行法律制度中加以比较。”同时，麦乐怡也特别强调，“在法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经济哲学应是人们批判性分析法律、政治、社会的重心，分析应集中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法与经济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注重评估法律制度是如何与经济哲学有内在联系的”。强调比较分析研究方法的学者，并不完全否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他们强调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应该“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使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更见哲理和人性”。

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从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倾向；一是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进一步扩展和加深运用，取决于“形式化”、“模型化”在研究具体法律经济学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进程；二是非主流学派的“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主要受制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并且，由于这一发展趋势并不完全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它还面临着如何在研究领域的范围和研究方法方面与“法律的经济分析”相互协调的问题，以避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两张皮”，削弱了理论的解释能力。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至少在21世纪初期，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主流学派的发展进程。

近年来，经济学以所谓「帝国主义」的姿态进入社会科学其它领域，造成重大的冲击，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在本书，熊秉元教授以优雅的漫步方式，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带进法律学，虽未使用图形模式，但仍有数学上的精确，以流畅的散文阐释经济学上的「效率」和法律上的「正义」，并探究二者的关联。本书致力于促进法律人与经济人的对话，架构经济学与法律学的桥梁，对于法律经济学在国内的生根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分析，于六○年代兴起于美国，成为当代显学。在国内已有若干相关的论文，法律教科书亦有论述，运用此种方法从事专题研究的，亦属有之，但始终缺少一本完整入门的著作。熊教授扼要的说明法律经济学的旨趣，回顾其发展历史，使读者清楚的了解寇斯（Ronard Coase）、贝克（Gary Becker）、蒲士纳（Judge R. Posner）等法律经济学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本书核心内容在于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外部性、理性和自利、财产极大化、单一主人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伟大的经济学家擅长以「小故事」说明「大道理」，例如寇斯在其「社会成本的问题」的论文，以「牧场与火车」为例，建立交易成本与财产权的理论（寇斯定理）；并借着英国有名的「炸鱼薯条」来阐释社会财富极大化的观点。熊秉元教授也是一位能讲好故事的经济学家，他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子女对于逝世的父母有无「悼丧权」？伤害妇女的嘴部是否侵害丈夫和子女的「亲吻权」？毁坏他人的骨灰坛如何计算损害赔偿？谋害被继承人应否剥夺其继承权，被继承人得否加以宽宥？本书用数十个具体的故事来建构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读者如果能够有系统的加以整理，参考熊教授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思考，将有助于培养经济人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熊秉元教授引用不少英美法上的著名案例，说明如何以经济上的效率来处理法律上正义的内涵，深具启示性。吾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经济分析应用于本国法的解释适用，易言之，即如何将效率（efficency）作为一种法律原则（legal principle），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纳入传统法学的思维和论证体系。民法第二条规定：「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在传统社会有卖产先尽亲房或近邻有先买权的习惯。最高法院认为此等习惯于经济之流通、地方之发达，均有障碍，不能予以法之效力（三十年上字第一九一号判例）。此项判例印证了本书所提出的一项历史发展的原则，即在传统社会里，随着工商业生活的开展，经济上效益的考量进入公序良俗或正义的内涵。 熊教授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越界侵占的问题，并检讨美国著名法学家艾普斯坦（Richard Epstein）的见解，认为从效率的观点，考虑长远的利益，应以回复原状较好。我国民法第七百九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逾越疆界者，邻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异议，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其建筑物。但得请求土地所有人，以相当之价额，购买越界部分之土地，如有损害并得请求赔偿。」此项规定亦含蕴正义与效率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所有人得请求移去或变更其建筑物时，其权利之行使受有「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原则的限制（民法第一四八条第一项）。最高法院认为：查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倘其权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国家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者，非不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此乃权利社会化之基本内涵所必然之解释（七十一年台上字第七三七号判例）。本件判例的特色在于，将利益比较作为解释「不得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判断基准。 《熊秉元漫步法律》结合了散文之美，经济分析的谨严和法学上的想象力，充满智能结晶，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一般读者可藉本书了解法学与经济学的思考方法，而有助于判断事务，分析问题。对经济人而言，可更认识其分析方法与法学的密切关系，而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对法律人而言，本书开启了一扇门，使法律人认识学习到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二十一世纪的法律人不仅要确实把握法律日益专业化的正义问题，也要能了解运用经济分析，使正义具有效率的内涵。他必须是一个法律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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