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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
乐府是汉代封建王朝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庭官署。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赋
赋,
[《苦笋赋》,黄庭坚书,行楷。]
《苦笋赋》,黄庭坚书,行楷。
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骈文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此处所述不当。据刘勰《文心雕龙总述》引录颜延之观点称: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而刘勰本人的观点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可见发生于宋齐时期的文笔之辩着眼点在于有韵与否,而非散文骈体之别。而况,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也多有押韵,故加修正。)
花间词派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晚唐五代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和凝、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魏承班、鹿虔□、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词作。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称为“花间派”。
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洪炎、洪朋、饶节、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台阁体
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前七子
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公安派
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而得名。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大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
拟话本
【拟话本】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是由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应用这一名称,指的是宋元时代产生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和《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它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诗,中间以诗词为点缀,辞句多俚俗。但与话本又有所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认为它们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