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思想与汉代政治文化的关系

以现存谶纬中较为完备的《易纬》为研究文本，推阐汉代新天道观的构建过程。成果认为，至战国秦汉之际，道家提出的“道”已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为有体系的新天道观，成为构建统一郡县制帝国政治文化的根据。在此天道观中，包含了一套以天文律历等天学理论为基本演算方式的占术，用以占测天道，操纵人事。而以传授古代典籍为学派特征的儒学，也试图用新的天道观补充和改造旧典，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其中对《易经》的改造是较为典型的。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多《易传》皆显示了对新天道的吸收和对旧筮法的扬弃，将占筮之书改造为圣人经世大业的经典。而两汉孟京易学和《易纬》则实现了新占术的建构，使易学中的新天道有了新占术，充分发挥了易学对现实的操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内在化、理性化、逻辑化，使儒家的易学成为演算新天道的权威语言。成果的另一学术成就是详细剖析了《易纬》的文本，对其中的诸多占术进行了还原与描述。进一步揭示了汉代易学的特征以及他们与战国秦汉间《易大传》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纠正了过去学界简单贬低汉代易学的观念。
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小宗诸侯和异姓诸侯甚至边缘民族纷纷崛起称霸，以周天子祖先血缘崇拜和宗法制度为根据的周代封建王国制度开始分化，加之新天道观的出现，对具有超越意义的圣人的崇拜愈加深厚。先秦诸子的圣人观虽有出入，但皆以圣人与天道相通，他们的圣人谱系也大致相同。这便为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提供了天道与历史的依据。在战国秦汉之际，圣统的思想构建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以旧的宗法文化为根据，构建诸多氏族皆出于黄帝的宗法谱系，可称为宗法圣统。二是按照阴阳五行、占星术等新天道观来推演人类的历史与圣统，以新天道、新天命来论证人间的圣王，可称为天道圣统。后一种倾向成为战国秦汉间的主潮，为郡县制帝国的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被秦汉帝国所采纳。但是，由于秦帝国只承认圣人与天道的关系，否定圣统，否定传统文化，其圣人信仰构建便不得成功。汉帝国则主张绍休圣绪，以传统文化立国，在天道圣统的传承次序中又逐渐采纳了五行相生的模式，放弃了开始采用的五行相胜的模式，强调文化与政治权力的承继性，强调秩序与和谐，因此成功地构建了完整的圣统崇拜，发挥了国家信仰的作用。谶纬文献正是天道圣统集大成的表述形式。成果对诸多谶纬文献进行了梳理，排列了谶纬文献中皇、帝、王的圣统体系，揭示了其中贯穿的五行与三统两套顺序及其各自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昭显了汉代儒学进行文化建构的历程。通过对天道圣统的阐释，成果一方面吸收了古史辨派的史观，一方面纠正了学界关于汉代今文经学相信谶纬，古文经学不信谶纬的观点。认为古文经学也信谶纬，但他们在汉帝国立国累世之后，采用宗法圣统来补充、修正天道圣统，使之更加稳固，更具有伦理与道德的根据。
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

该成果从汉代，特别是与齐学有关的《孝经》学渐渐兴盛，成为汉代经学重要典籍的角度出发，发现《孝经纬》在谶纬文献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进而阐述汉代《孝经》学的发展及其与秦汉郡县制国家鼓励孝道，稳固小农经济的关系。继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孝道何以在宗法封建王国的文化中成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当封建宗法礼乐文化崩溃之后，诸子百家对传统道德尽管采取了重新解释、否定、或是重新建构的态度，但大都不反对孝道，并仍将孝道作为基本道德。战国秦汉间的儒家，在积极吸收道、墨、法家道德观的基础上，赋予新天道以伦理内涵，赋予人以宇宙的禀性，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这一建构中，董仲舒提出的人元与天元合一的观点为人文、人性找到了天道的根据，并且将阐述天道的语言改造为儒家《春秋》学的语言。如此，新天道与新道德体系合而为一，与“天元（道）－阴阳－五行”的天道体系对应，道德体系呈现出“孝（忠）－仁义－五德”的状态。孝道在摆脱了封建宗法文化之后，在郡县制的帝国道德体系中仍是本位道德。汉儒的道德构建由于过分强调外在规范性与神圣性，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意识与反省意识，因而儒学在西汉末至东汉时期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性的建设。

秦文化研究在2001年推出了较为集中的成果。

向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许多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研究对象。咸阳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也检阅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研究的队伍，促进了新世纪研究的深入。

对秦史的总结，往往依然继承“过秦”的传统，着眼于回顾秦失败的教训。如史广全《秦朝法治失败原因的理性思考》（《求是学刊》2001年第3期），张弘、朱红《试论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工商业管理政策》（《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刘道胜、李勇《秦朝史事辨》（《芜湖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孙绍义《秦始皇“焚书”探》（《语文学刊》2001年第1期）等，都遵循这一思路而各陈新见。

黄留珠、富谷至的《秦刑法思想初探——秦汉刑法思想研究之一》（《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是近年秦法制文化研究值得特别介绍的论文。作者指出，统一后的秦刑法思想，曾一度向“缓刑罚”方面变化，但总的趋势却是向极端化、绝对化的演变。这一论点，应当引起秦史和秦文化研究者重视。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逐步强大起来的。而法家思想因所应用地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特质和面貌也有差别。王仲修著文《齐与晋秦法家思想之差异》（《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指出，法家可以划分为以管仲为代表的齐国法家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秦晋法家，二者在“重德”与“重力”、“富民可教”与“愚民易治”、“一再则宥”与“有过不赦”、“务本饬末”与“强本禁末”、“令重则君尊”与“君尊则令行”、“稷下学风”与“晋徕楚材”以及“阳术”与“阴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于法家思想的国别和地缘的分析是有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秦推行的法家思想与东方法家思想的不同，还有时代的差别，即前者可能较为成熟，并且因为经历了政治实践于是能够得以充实。乔健在《韩非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对君主专制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使韩非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专制君王的专断和“圣明”之上，其法、术、势思想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苛酷专断及与之相一致的人的工具化、手段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韩非思想的现实结果。作者还指出，“将统治秩序的建立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完全寄托在臣民全体一致维护不受任何限制的君王的绝对统治之上，无疑是最具不确定性并往往必然导致最为可怕的后果的政治幻想。韩非思想中一些极具价值的内容，如《有度》篇中的‘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法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君权绝对独尊条件下绝无实现之可能，而且在本质上与其主体思想也是矛盾的。”崔向东《论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花艳芳《韩非的法治教育思想与秦代教育》均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也总结了韩非思想的文化影响。

《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价值及其对秦史和秦文化的影响，历来受到重视。储道立、钟海在论文《〈吕氏春秋〉的军事情报思想》（《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指出，《吕氏春秋》中体现了相当系统的军事情报思想，并且对有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分析。讨论《吕氏春秋》军事思想的论文，还有收入《秦文化论丛》第8辑的郭睿姬、郭淑珍的《〈吕氏春秋〉中的军事思想试析》。修建军《〈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写道，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辨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问题进行深层的思考。

关于秦始皇时代政治与文化的创制与建树，有的学者对于以往若干肯定的认识，如所谓“车同轨、书同文”的实际内容和真实意义等提出异议。韩复智在《对〈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的新评》（《求是求真永葆学术青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文中对于谭世保《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新评》（《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中的观点提出驳议。作者写道，“秦始皇君臣们，在开国之初，很有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诸刻石中虽然多为歌颂之辞，但也反映出秦始皇的政治理想，他为当时的需要和顺应历史潮流，而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就是统一全国车辆的轮距、统一文字，绝不是车辆的形制和命令的格式都要合符礼制法规。秦始皇不会舍弃重大的需要而拘泥小节。我们把他这种措施应该放在他的统一大业中去探讨，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了。”

阴阳学说诞生于易经 是说明宇宙间所存在的必然规律 既不断的曲线的运转 俗话说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两仪为阴阳 四相为少阳 老阳 少阴 老阴 汉朝初期 黄老的学说客观的指出了汉朝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乃是老阴渐尽少阳初生 帝国百废待兴 民生凋敝 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作为一个母亲除了忍受自己与孩子的痛苦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当时的阴阳学说使汉朝国力迅速恢复 到汉武帝时形成了经济 政治 文化 军事的大一统 为汉民族自信的脊梁上打下了深深的光荣的烙印 但是年轻气盛汉武帝并没有体悟的天道循环 亢龙有悔的道理 并没有妥当的处理好汉初以来积弊已久的社会矛盾 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并没有妥善的善后 为以后的吏治腐败埋下了伏笔 但是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得大量阴阳学说的学者流入民间 到现在 中国只信老天爷与汉朝有很大联系

以现存谶纬中较为完备的《易纬》为研究文本，推阐汉代新天道观的构建过程。成果认为，至战国秦汉之际，道家提出的“道”已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为有体系的新天道观，成为构建统一郡县制帝国政治文化的根据。在此天道观中，包含了一套以天文律历等天学理论为基本演算方式的占术，用以占测天道，操纵人事。而以传授古代典籍为学派特征的儒学，也试图用新的天道观补充和改造旧典，实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转化。其中对《易经》的改造是较为典型的。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多《易传》皆显示了对新天道的吸收和对旧筮法的扬弃，将占筮之书改造为圣人经世大业的经典。而两汉孟京易学和《易纬》则实现了新占术的建构，使易学中的新天道有了新占术，充分发挥了易学对现实的操纵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内在化、理性化、逻辑化，使儒家的易学成为演算新天道的权威语言。成果的另一学术成就是详细剖析了《易纬》的文本，对其中的诸多占术进行了还原与描述。进一步揭示了汉代易学的特征以及他们与战国秦汉间《易大传》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纠正了过去学界简单贬低汉代易学的观念。
春秋以后，周天子的小宗诸侯和异姓诸侯甚至边缘民族纷纷崛起称霸，以周天子祖先血缘崇拜和宗法制度为根据的周代封建王国制度开始分化，加之新天道观的出现，对具有超越意义的圣人的崇拜愈加深厚。先秦诸子的圣人观虽有出入，但皆以圣人与天道相通，他们的圣人谱系也大致相同。这便为新的郡县制统一国家提供了天道与历史的依据。在战国秦汉之际，圣统的思想构建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以旧的宗法文化为根据，构建诸多氏族皆出于黄帝的宗法谱系，可称为宗法圣统。二是按照阴阳五行、占星术等新天道观来推演人类的历史与圣统，以新天道、新天命来论证人间的圣王，可称为天道圣统。后一种倾向成为战国秦汉间的主潮，为郡县制帝国的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被秦汉帝国所采纳。但是，由于秦帝国只承认圣人与天道的关系，否定圣统，否定传统文化，其圣人信仰构建便不得成功。汉帝国则主张绍休圣绪，以传统文化立国，在天道圣统的传承次序中又逐渐采纳了五行相生的模式，放弃了开始采用的五行相胜的模式，强调文化与政治权力的承继性，强调秩序与和谐，因此成功地构建了完整的圣统崇拜，发挥了国家信仰的作用。谶纬文献正是天道圣统集大成的表述形式。成果对诸多谶纬文献进行了梳理，排列了谶纬文献中皇、帝、王的圣统体系，揭示了其中贯穿的五行与三统两套顺序及其各自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昭显了汉代儒学进行文化建构的历程。通过对天道圣统的阐释，成果一方面吸收了古史辨派的史观，一方面纠正了学界关于汉代今文经学相信谶纬，古文经学不信谶纬的观点。认为古文经学也信谶纬，但他们在汉帝国立国累世之后，采用宗法圣统来补充、修正天道圣统，使之更加稳固，更具有伦理与道德的根据。
谶纬学说与汉代道德构建的完成

该成果从汉代，特别是与齐学有关的《孝经》学渐渐兴盛，成为汉代经学重要典籍的角度出发，发现《孝经纬》在谶纬文献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进而阐述汉代《孝经》学的发展及其与秦汉郡县制国家鼓励孝道，稳固小农经济的关系。继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了孝道何以在宗法封建王国的文化中成为最高道德标准和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当封建宗法礼乐文化崩溃之后，诸子百家对传统道德尽管采取了重新解释、否定、或是重新建构的态度，但大都不反对孝道，并仍将孝道作为基本道德。战国秦汉间的儒家，在积极吸收道、墨、法家道德观的基础上，赋予新天道以伦理内涵，赋予人以宇宙的禀性，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这一建构中，董仲舒提出的人元与天元合一的观点为人文、人性找到了天道的根据，并且将阐述天道的语言改造为儒家《春秋》学的语言。如此，新天道与新道德体系合而为一，与“天元（道）－阴阳－五行”的天道体系对应，道德体系呈现出“孝（忠）－仁义－五德”的状态。孝道在摆脱了封建宗法文化之后，在郡县制的帝国道德体系中仍是本位道德。汉儒的道德构建由于过分强调外在规范性与神圣性，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自觉意识与反省意识，因而儒学在西汉末至东汉时期也进行了一些修正性的建设。

汉代初起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并有阴阳五行思想共为时兴之学，文景之治六十余年后，国力大兴，于内外扰攘之际（内：郡国并行制所起之诸侯割据分裂谋叛；外，匈奴问题），亟需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之大一统思想，宽松无为之道家黄老已不可行。故汉武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时唯崇儒学，百家齐喑，阴阳学说亦随之于台面消沉，转入民间。

五行交替预示着盛衰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