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有关民风民俗的素材

正在变化中的民风民俗

当代藏族人已经越来越强烈感觉到民风民俗的渐变。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起居说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这些不变当中的万变，竟是如此的迅速和普遍。

陶质器具的使用有5000年历史

人类使用陶质器具的年代，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目前发现的西藏区内人们使用陶质器具的年代，约当距今5000年左右。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又一次征服自然的标志。这是土与火的艺术，是人类学会用火后第一次使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实践。一般认为，陶器是随着史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而出现的。它与磨制石器、弓箭等工具的同时或先后出现，成为考古学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经过上千年陶器制作的发展，中原地区到公元前10－11世纪的商代后期，开始出现原始瓷，从而使陶器产品的制作渐渐变得衰落起来。目前西藏境内还未从地下发掘出瓷器完形器，残片以及瓷窑。据《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曾孙都松芒布杰时期，瓷器制作技术从汉地传入吐蕃，赞普命汉地派来的工匠在索那唐波烧制了上、中、下三等32只大小不同的瓷碗。当然，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西藏瓷器的起源，但是对山南地区扎囊县普布瓷器作坊的考古发现，则说明我们对西藏瓷器生产的研究已开始取得突破性进展。扎囊县普布瓷器作坊应兴盛于明代晚期和清代早中期，清代晚期开始衰落以至于废弃。其产品的高脚杯或矮脚杯均无记载，但有时却带有一个家庭的标志。这里生产的瓷器流传于整个西藏，甚至一直到尼泊尔。而今，陶瓷器的使用正在悄悄消隐，悄悄发生着变化－－－

塑料酒罐、酒壶和玻璃酒瓶代替陶质酒罐

传统藏族盛酒器中最为常见的莫过于陶质酒罐，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我们周围生活中越来越难见到这种盛酒器了。不论是拉萨市、山南或日喀则市，卖传统饮料青稞酒的人不少，可他们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背上陶罐来盛酒销售。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制作的酒罐、酒壶以及玻璃制作的啤酒瓶。如果说玻璃啤酒瓶与我们传统的饮料青稞酒没多大关联，那么盛青稞酒的陶罐被塑料酒罐代替应当说是一种与我们传统有关而正在发生变化的民俗现象。

热水瓶代替陶茶壶

陶制茶壶与茶炉配套器具，是传统藏族家庭中最常用的茶具了。现代，一般藏族家庭中偶尔能见到这种茶具，很多家庭尤其是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便是玻璃瓶胆的热水瓶，这种热水瓶的好处显而易见，它的保暖功能是任何陶制茶壶所不能相比的，因此热水瓶的普及速度比想象的要快得多。

电动搅拌器代替木质酥油桶

我们最熟悉的木质器具，也许应首推木质茶碗。从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观察到，很多的木质器具的使用频率，已日渐下降，这种使用频率下降的最典型的器具 代表，应为酥油茶桶。
酥油茶是藏族非常喜欢的家庭饮料之一，颇受藏汉人民的喜爱，就酥油茶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存环境的适应程度，大家都有亲身体会。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发现，如今，除了在很偏远的农牧区仍使用传统的竹木酥油桶来制作酥油茶外，城市居民中已是鲜见这种方法了。而且，有的地方即便还用酥油桶打茶，酥油桶本身渐变为材料轻便的小型塑料制品了。在拉萨市的家庭里，电动搅拌器已代替了酥油茶桶。

塑料、金属酒壶代替木质酒壶

对于很多当代藏族青年来讲，木质酒壶是较难见到了。木质酒壶外形与木质酥油桶差不多，只是其体积小，适合于盛酒之用，它的口部有一块能封住五分之一左右的木板，有的还带有流嘴，其用意与打制酥油茶不同，是为便于盛酒、打酒。如今，这种木质酒壶真得成了“古董”，在街摊上被那些“古董商”进行着贩卖，许多藏族家庭中，可以说几乎见不到这种器具的使用，更多的恐怕是塑料酒壶与铝制壶了。
传统金属器具的中，金器、银器的使用，被视为尊贵与富有。一般金属器的使用常见于酒器、餐具和装饰品。这种到现在依然存在，但部分金属器具的使用却正在发生变化。
近几年来，后藏日喀则居民在逢年过节按传统礼俗必须在饭后喝青稞酒，所用盛酒器大部分为一种称为“齐木”的塑料酒壶，而见不到过去所使用的铜壶了。十多年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饭后必须喝青稞酒时，还能较经常地见到这种铜酒壶。如今平时映入我们眼帘的已不再是铜酒壶，而是塑料酒壶。至于铜壶还是有的，一般只有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才能见到。显然，这种酒具已成为传统仪式的一部分了。

电灯、应急灯或蜡烛代替铜灯

城市生活中，虽然在寺庙里能见到佛用供灯，但已很少见到民用铜灯了。灯光闪烁的美丽夜晚，都是电能的神奇创造。平时，既便因故停电，不能照明，大多数居民使用的灯也不是传统的民用铜灯，而是蜡烛或应急灯了。

婚礼形式和内容的明显改变

现代藏族人的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拉萨的藏人举行婚礼时，其内容与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婚纱、啤酒、流行歌曲等已经注入了时代的特征。虽然婚礼中也不缺少传统婚俗的某些内容，即献哈达、穿藏装、唱歌敬酒、送亲时跳锅庄舞等，但就其内容与形式的改变已是很明显了。民风民俗的种种变化是不胜枚举的，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历史演变、进化的特征。

社会发展是民风民俗改变的主要原因

从民风民俗上看，无论是传统的木质酥油桶被电动酥油搅拌器代替，还是陶质酒罐被塑料酒罐和玻璃酒瓶代替，或是“齐木”的塑料酒壶代替铜壶，都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它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一个藏族学者，对种种悄悄发生在身边的变化，我的看法是：
第一，民俗文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人与环境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当整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各种文化要素也会随社会发生着某种特征与功能上的变化。照此而论，上述所有变化当中的民风民俗，是固有传统文化要素在新的外部环境中发生着某种递推演进。假如能这样认识民风民俗的变化，我们就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和欣赏正在变化当中的民风民俗的意义。
第二，民风民俗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人们在选择一种新的工具时，首先是对其功能的选择。一般来讲，人们使用工具的心态是宁愿使用笨拙不便的旧有工具，也不愿用轻便好用的新工具，这是人类认识所决定的行为方式。但是工具的功能会作用于人们的选择。另外在新旧工具交替时，还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习惯过程，就像有些老人认为用电动搅拌器打的酥油茶不如木制酥油茶桶打的茶好喝。但是新工具会以自己功能上的优势进行“优胜劣汰”。就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塑料酒罐和玻璃酒瓶代替陶质酒罐也好，电动酥油搅伴器代替木质酥油桶也好，“齐木”塑料酒壶代替铜壶等都经历了人们选择和适应的过程。
第三，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上述民风民俗发生变化的一种原因。观念的转变，是由于人们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几千年封建社会所传播的观念，是礼制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那么与这种制度相配套的物质产品，也应当有其最严格的规定或法度。这种事实，我们不难从历史学研究成果中获得。现代藏族人的观念，发生着很大变化。所谓新旧融合也好，所谓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也好，人们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很多观念。这种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发生的观念变化，是民风民俗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满族：挂旗过年
满族分“红、黄、蓝、白”四旗人。春节时，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旗，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蓝旗人在门上贴蓝挂旗，白旗人在门上贴白挂旗。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
节日期间，男孩成帮结伙地放鞭炮，或乘坐自制的各式各样的木爬犁，在山岗上、冰面上嗖嗖飞驰。少女和年轻的媳妇们穿着新做的花衣服，三五成群，分家合伙地玩嘎拉哈（猪或牛的膝关节骨）。从初一到初五的晚上，人们还自愿组织起来扭秧歌拜年，阵容较强的秧歌队，不仅在本村扭，还到外村去扭。围观的群众常常乐得前仰后合，忘记了疲劳和寒冷。甚至还有热心的观众—直尾随着秧歌队走乡串户，直到天明才归。

幸福村法国复活币很好基金那就回根据基金舒服点规划国际很好基金还不能基本好几家好好计划 很难回娘家很难和你好好基金基金机会你就那就机会近几年很难能好个个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另外：

　　国榷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於史，鉴於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垅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徵博采，力求徵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以三十馀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於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於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於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857.htm
　　回答者： huihui12345678 - 四级 2006-12-4 22:00

　　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后改名迁，以寄托忘国之痛，海宁人。明清之际史学家。他自幼刻苦好学，是明代的诸生，但终生未曾做官。他家道清贫，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谈迁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尤其注重于明朝的典故。因觉得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内容失实，而诸家所撰有关明代的史书又多有浅陋讹误之处，于是立志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辨正是非，著《国榷》。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订补充，“且六易稿，汇至百卷。”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不忍国亡史泯，又访求邸报，续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两年后书稿被窃，50多岁的谈迁发愤重写。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顺治十年，携书稿北上， 在京两年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候门客，探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搜集 明朝遗闻，加以补充、订正。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记载明代重要史实的编年体史书。谈迁撰。谈迁专长于史，鉴于明代历朝实录经史官垄断，曲笔聚讼，多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伪陋肤冗，艰辛寻访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始编着，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愤重写，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该书记叙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书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书中叙事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事件前后记叙重复且说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统史观、儒家天命论、佛道等迷信思想，在书中也有浓重反映。《国榷》原稿称百卷，谈迁死后仅有抄本传世，后经浙江海宁张宗祥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及崇祯一朝十卷本互相校补，加以标点，分为一百零四卷，又卷首别作四卷，共一百零八卷。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册出版。

　　谈迁：

　　一
　　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字观若，明朝灭亡后改名迁，以寄托忘国之痛，海宁人。明清之际史学家。他自幼刻苦好学，是明代的诸生，但终生未曾做官。他家道清贫，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

　　谈迁性喜博综，致力于子史百家之言，谙于历代掌故，尤其注重于明朝的典故。因觉得明朝实录中有几朝实录内容失实，而诸家所撰有关明代的史书又多有浅陋讹误之处，于是立志编写出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天启元年（1621）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辨正是非，著《国榷》。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陆续修订补充，“且六易稿，汇至百卷。”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不忍国亡史泯，又访求邸报，续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两年后书稿被窃，50多岁的谈迁发愤重写。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顺治十年，携书稿北上， 在京两年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候门客，探访了许多历史遗迹，搜集 明朝遗闻，加以补充、订正。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

　　二
　　(1594～1657)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

　　三
　　谈迁，海宁枣林人，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他用了大半生精力，写下了108卷，计500万字的明史著作——《国榷》，为我国史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谈迁节操高尚，据《海宁县志》载：“处士(指谈迁)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去年11月23日是谈迁诞生400周年，今特记谈迁二三轶事以作记念。不畏权贵 谈迁在北京时，经常应友人之请，代为草拟文稿，但对于一些并非旧识，又持权自傲的达官贵人却深为厌恶。他对同乡新进士、后来做过兵部尚书，以直声震天下的杨雍建就是这样。 清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二日这天，杨雍建托谈迁的老朋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因情面难却，勉强答应了，但心里却老大不痛快，认为姓杨的虽是同乡，却并不相识，何以这般指使我。而杨雍建以新取进士自傲，仍旧不客气地要谈迁为他代劳。这使得谈迁十分反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姓杨的又拿两元钱来要我为他写文章，我推掉了。我年纪已老了，不能再受这些少年人的侮弄。”不料事隔不久，不识相的杨雍建第三次让人来找谈迁，谈迁则干脆拒绝了。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姓杨的虽然也是海宁人，却从未谋面，却多次要我干这干那，无非是依仗他的进士头衔。我年纪已老，头发已脱，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毫不相干。以后再也不要拿死老鼠吓唬人了。”同时他还写了一首题为《甘侮》的诗，题意是怎能甘心忍受侮辱。谈迁就是这样一个秉性刚直，讲求气节的人。求食贫友一次，谈迁从外地远道回来，因为他赋性倔强，不愿求人资助，更谢绝那些达官贵人的馈赠，身上一贫如洗。路经嘉兴梅里(今王店)，因腹中饥饿不堪，就不客气地找到老朋友王介人家里。王介人也是—位富有才学且重气节的穷书生，家里仅破屋一间，平时遇到友好或官府里人造访，也往往避而不见。可是他对谈迁却非常敬重，曾写了《寒夜谈迁至》一诗，记述那天会见谈迁的情形。大意是：一个下雨天的夜晚，老朋友坐着小船，越过江海来敲门找我。他一叩门见面就讲个不停，说是又饿又疲乏，远道归来，一路上受尽穷困之苦。并非没有相识的朋友，实在是不愿求人。现在肚子饿极了，问我能不能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听了他这番话，我真为我们这些讲求气节的读书人叹息难过。自古以来，要得人重视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在当前这样衰败的社会?我尽管贫穷，无论如何也得招待你。当下从菜园里割下自种的韭菜，拿出自己酿的土酒，两个人吃得的酒醉饭饱......。谈迁对这位患难知己也念念不忘，对于这“一饭之恩”更是铭记在心。当王介人在去广东途中病逝时，消息传来，谈迁非常悲痛，并为他写了传记，表示哀悼。旅途退盗 清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偕同另一位海宁人钱朝玮(又名钱大球)，—道往山西平阳任职。在路过山东东昌时(今山东聊城—带)，突然有两名强人骑马风驰而至，拔刀相向，索要财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境，谈迁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这些穷书生只有满箱破书，哪里来的钱?”两名拦路抢劫的强人—看果然如此，拱手说声“惊动”，竟—跃上马，加鞭而去。

　　回答者： zhouzheng31 - 二级 2006-12-7 19:31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