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因为小万历本来就很叛逆,再加上张居正限制他不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张居正太已自我为中心了,忽视了小万历的存在,让小万历这个皇帝没有威严,也是他缺乏自信。再加上张居正搞万里新政得罪了很多言官,所以小万历才恶整张居正。
因为张居正太已自我为中心了,忽视了小万历的存在,让小万历这个皇帝没有威严,也是他缺乏自信。再加上张居正搞万里新政得罪了很多言官,所以小万历才恶整张居正。
张居正为了改革、变法,深感任务迫切,又因“反夺情”被同僚攻击后,工作方法变得极为严苛,也包括对万历的教育;此时的张居正已经没有时间耐下心准备“插图版”资治通鉴,没有精力去照顾万历的感情。
而万历又正值青春叛逆的时期,对于张居正的管教愈发的感觉是对自己皇权的限制,由此而产生了不满情绪。
愈演愈烈,言官们更是把攻击张居正作为政治投机,再加上明代皇帝遗传基因中“乖戾”的个性就导致了张居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