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资本生产率作为一个技术因素，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重视。经济增长率被认为直接受到人口增长率与技术的影响，而储蓄率则被假定为外生变量，从而不予考虑。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出现导致了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分离。索洛认为，研究增长并不需要一个收入分配机制来创造一个稳定的增长路径，自由市场假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仍旧有效。这一理论的假定如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边际报酬递减等体现了新古典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因素，而沿袭了哈罗德关于储蓄率外生不变的假定。但是储蓄率受制于消费者的消费预期效用和跨期替代选择，是内生的、可变的，因而储蓄率外生性假定是不符合现实的。
新剑桥学派在凯恩斯重视投资的传统的影响下，关注了引起经济增长的储蓄率因素，进而探讨了收入分配对储蓄率以及投资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定了哈罗德和索洛等人的储蓄率外生性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相互内在联系的范畴，具有各自不同储蓄倾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必然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对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造成影响。另外，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卡尔多在其模型中认为经济增长是同收入分配紧密联系的，而且收入分配是保持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条件。这种重视分配的经济增长理论承接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传统。
当假设资本生产率不变时，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投资率的提高，而由于假设经济均衡增长时投资率等于储蓄率，因此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将会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根据以上假设，由于利润收入者的平均储蓄倾向大于工资收入者的平均储蓄倾向，因此当利润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提高时，社会投资率将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工资收入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时消费将会提高而积累率相应下降，这将不利于提高全社会投资率，从而不利于推动经济增长。
根据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到积累率的大小，当利润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与工资占国民收入份额一定时，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任何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以国民收入差距扩大为代价的。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我国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政府开支连年刺字，企业投资饥渴，居民已经成为我国唯一的资金盈余部门。我国居民储蓄行为受到利率变动影响较小，主要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因此收入分配不均将有助于总储蓄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卡尔多效应。
然而收入差距扩大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极大地不利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教育——生育决策机制。富裕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机会成本较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较大。因此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
⑵社会稳定性机制。收入分配不平等会使低收入者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情绪，要求进行重大社会变革，从而带来社会政治不稳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收入分配不公平也会诱发更多的违法犯罪，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
⑶市场规模机制。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人们对工业品购买力低下，从而抑制了工业品市场的规模，阻碍了经济增长。
⑷收入差距扩大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利润份额的增加会加剧投资和出口的过快增长，这将会破坏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并导致经济发展过热、增长方式粗放、贸易摩擦增多、本币升值压力增大、流动性风险加大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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