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乃是明朝中晚期以后，直到清朝，以至民国，三百年来都流行的职业。在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师爷」，有的也当过「师爷」。如著名学者孙星衍就当过陕西巡抚毕沅的师爷，〈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袁世凯和〈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秋瑾的祖父秋桐豫当过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师爷，辛亥革命元老朱执信的先世，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先世，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先世，都当过师爷。甚至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外祖父万青选都当过师爷。
「师爷」，又称「幕客」、「幕宾」，是地方官府主要官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物。他们从主官那里拿薪水，只对主官个人负责。按照「佐治」内容的不同，师爷又分做主管判案的「刑名师爷」、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书写信札文稿、代拆代行、承上启下的「书启师爷」。
「师爷」名义上虽然是「佐官以治」，实际上往往是「代官出治」。因此，他们是「操三寸管，臆揣官事」，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他们的活动，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主要是因为，明清之际的多数地方官员，是科甲出身。他们所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他们所熟悉的就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旦外放去当地方上的父母官，要去征粮收税、审人办案、送往迎来、上报拟稿、下发告示等，一样也做不来。他们在这些日常事务中，脑袋里是一盆浆糊，非得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师爷们帮衬，乃至替他们当家作主不可。
府、县两级师爷，属于低级师爷，他们多数来自绍兴。大抵功名不高，甚至没有功名。但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家传秘术」，俨然是一门独家手艺，明清两代几乎所有基层政务，全由他们一手包办。实际上，师爷从聘他们的地方官那里领得的薪水，仅是象征性的，一旦入幕，行政机关运转起来，他们自会按「行规」收取该得的那份收入。
道台以上的官所聘的师爷是高级师爷，他们大抵有较高的功名，至少是个「举人」。也有以秀才之身，因特别出色被人看中的。高级师爷由于包办事务更重要，因而威风得很。当年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樊山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师爷，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包办文案的夫子一支笔，往往又毒又狠。一字之差，可以陷人于狱，也可以解人罪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在与太平军打仗的奏摺中，将「屡战屡北」改为「屡北屡战」，一字之差，在战败之余，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东家转危为安，成为师爷的杰作，流传至今犹称美谈。
就因为有了作幕的经历，就有了做官的经验，凡是当过师爷的人，再走仕途，往往都会是非常干练而且务实的官员。至少，他们不会被人蒙了。
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提起师爷，就与心术不正、阴险狡猾、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等坏人的行径脱不了干系。因此，在戏剧和小说中，师爷往往成了被奚落和嘲讽的对象。实际上，这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历史的真实是，师爷有良莠之分。在清朝中期以前，师爷以「良幕」为多，清中期以至晚期，坏师爷就愈来愈多。
因此，从师爷的作用和影响，师爷与许多名人的关系，师爷的良莠，都说明师爷是一个值得注意、值得认真研究的社会群体。「师爷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如，师爷长期操办具体事务而养成的周密的思维方式和干练的办事作风；刑名、钱粮、书启师爷在法律、财会和文书业务上颇具办事技能；许多师爷是诗文家、学者，他们写出的文章、诗词、学术著作、笔记小说，乃至尺牍、日记，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例如：「浮生六记」，虽是有名的小品，却是一个师爷的「生活自传」。作者沈复，字三白，在这本书中，历述自己的师爷世家，其父在师爷的贫困生涯中死去，他只得放弃功名，子承父业，拜师学做师爷。他廿五岁独立应聘做师爷，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为人正直不贪，因而终身贫困，「隆冬无裘，挺身而过」、「春寒彻骨，沽酒御寒，囊为之罄。」爱妻去世，竟无钱装殓，幸得人相助，加之变卖家产，才将装殓之事办得。
再如：「雪鸿轩尺牍」作者清朝乾嘉时的师爷龚未斋，「秋水轩尺牍」作者许葭村，是较晚一些的师爷。他们都有华丽生辉的文笔。如，「秋水轩尺牍」中所写，读来满口余香：
桂花香里，我驾扁舟；
菊蕊黄时，君遗尺牍。
而「雪鸿轩尺牍」中对官场的抨击：「官府一点朱，百姓一碗血」可谓沉痛。
此外，还有清朝王又槐的「办案要略」，杨恩寿的「北流日记」、「长沙日记」，清朝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清朝许同莘的「公牍学史」等，都是师爷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仍有研读的价值。
师爷，这绝对是绍兴的名特产品。尽管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但仍留下许多动听的故事和一宗独特的“师爷文化”。
师爷，又称幕宾、幕友、幕客，到清朝才有师爷的称谓。他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双方是宾主相待，师爷称幕主为“东翁”，幕主则尊称师爷为“老夫子”。表面上很客气，骨子里不过是雇佣关系，充其量也只是官员聘用的私人顾问或私人秘书。幕宾(师爷)肇始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清末。古代将帅出征打仗，住无常所，设幕为府，通称“幕府”，以后就成为各级军政官署的代称。军政大员常常个人聘请一些文人，帮办各类事务，这些人便称作幕僚、幕宾、幕友。明嘉靖年间，有浙东第一才子之誉的绍兴徐渭(字文长)就应聘为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宾，后来被绍兴老乡视作师爷的“老祖宗”。这文长公不仅文才出众而且懂得军事韬略，胡宗宪能在进剿倭寇时取得重大胜利，擒徐海、诱王直，文长公出了许多金点子，是功不可灭的。但是，在当时师爷只能说是应运而生，还未形成一种社会现象，更未出现师爷群体，只有到了清朝，师爷才“交运”而旺，人多势盛，成了气候。
师爷文化群体里，人数最多，名声最响的是“绍兴师爷”。所谓“无绍不成衙”，绝非偶然。乾嘉时期绍兴名幕龚萼在他所著的《雪鸿轩尺牍》里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这万家是虚夸，但师爷人数多是肯定的。我们对“绍兴”的概念要弄清楚：作为县名，绍兴县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出现的，当时是把山阴、会稽两个县合并而定的名，因此过去一般都把山阴和会稽两县的人叫做绍兴人，因为两县县治都设在绍兴城内。但当时有个绍兴府，下属8县，即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嵊县、新昌、上虞、余姚。这绍属八邑都有不少人当师爷，不过最集中的还是在山阴和会稽。那末，为什么绍兴出师爷多呢?这跟绍兴特定的文化、经济条件和历史、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绍兴历来是文化之邦，读书郎特别多，但能当上官的比例毕竟很低。退而求其次，还是当幕友，既与读书相近，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徐文长的说法是“处于不显不隐之间”，而且还有再当官的希望。所以当师爷对绍兴落第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趋之若鹜。绍兴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处世精明，办事审慎，善于言辞，工于心计，是智囊人物的理想人选，易得幕主的欢心和信任。绍兴这地方还有个地少人多，人口密度与耕地比例失调的局限性。清代山阴县2个人只有1亩田，即使是丰年也只有半年口粮。离乡背井，另谋出路，绍兴人是习以为常的。文人走文路，当师爷是一条很好的路。这种客观条件，加上同乡戚谊，相互提携，绍兴师爷多而精，是很自然的事了。一种文化总是依附于一定地域的，师爷文化就是依附于绍兴的，这也正是师爷文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大原因。
师爷肇始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于清朝一代,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活跃了大约300年的时间。师爷，也就是那些官员们自行聘请的幕僚，是没有正式职务的，不过权力却不小，因为他们在官员面前很能说得上话。
师爷也有分工，有钱粮师爷、刑名师爷等等，一般记录供词的坐堂师爷是刑名师爷。
处理中心反映太慢！否则就不会出现重复了！
我告诉你 就是 明星的经纪人 用口才与智慧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