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案

以土地为调节利益的切入点
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需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发达资本，振兴实业，以达到繁荣富强的目的，同时避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项内容。平均地权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把因社会改良进步造成的土地增价收归国家，不使地主坐享地价增长之利；节制资本是通过大企业国有，发展国家资本和既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又限制其独占垄断的办法，达到既振兴实业，开发富源，又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而造成贫富悬殊。
而平均地权是孙中山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看待这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权更迭，还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问题是民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认为：“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既希望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所期盼的“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保障农业大国最广大阶层的权益，解除农民痛苦，实现社会公道；也希望通过自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办法，避免不劳而获、平均社会财富、防止土地投机、确保国民生计、促进工商业发达。
孙中山先生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国内已经有一股土地炒作的风气：“许多人把土地当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原来有许多地皮，毫不值钱，要到十年二十年后，才可以值高价的。但是因为有投机的人，从中操纵，便把那块地预先抬高，这种地价的昂贵，更是不平均。”
更为主要的是，他奔波于发达的欧美国家，目睹了这些国家的种种弊端。在这些国家，少数人因土地获厚利、甚至富可敌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他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讲了当时在欧美流传甚广的一则故事：
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胡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同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帐，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好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了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
这种圈地、炒地，造成少数人富可敌国，社会没有了平等可言，会滋生许多的社会弊病。在中山先生看来土地增值的部分是社会带来的财富，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如果不是人口的聚集而带来商业的繁荣，土地价格就不会大涨，因此，必须把溢价部分收归国家，用于社会事业的投入。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土地问题的命题，与封建时代的帝王不同，与揭竿而起以变更土地制度为号召的农民起义领袖也不同，孙中山提出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办法，是在目睹了欧美国家工业文明发达，“地价日涨”，以至于“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病之后，对未来中国可能重走别人的老路发出的预警。孙中山先生认为欧美的这些社会问题，“在中国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他希望中国能够以欧美为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趁现在的时候，如果等到工商业发达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等到工商业的发达，“文明进步，地价日涨”，造成的“富者日富，贫者益贫”，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甚至认为，会引发社会革命。他担心中国一旦“到那时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而“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在孙中山先生看来，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他“最大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环顾欧美发达国家，未雨绸缪，从土地问题入手，对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问题发出预警，提倡调节土地资源所带来的利益，改良和完善社会经济组织。今天我们重温孙中山先生八十多年前的预警，再直面我们所处的现实，除了增添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佩，更多的是感慨和深思。

他主张，要平均地权：孙文是主张以「核定地价」、「地主报价」、「政府按价抽税」、「按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等方法来实行「平均地权」和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又说：“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安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

孙中山先生并不主张采用革命手段，即以充公的形式去没收私人的土地。他曾指出俄国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不曾得到良好的效果，而被迫改用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他认为中国较俄国更落后，更不能采用土地国有的办法。

他认为「中国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孙中山先生其实并未完全把握如何去实行「耕者有其田」。因为若由政府收买全国土地，以分配给没有耕地的农民，恐怕无此力量，为此，孙氏主张先使农民联络起来，组成团体，以加强农民的力量。对于地主，先照地价去抽重税，假如地主拒绝纳税，则把他的田地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他也反对采用俄国夺取土地的急进办法，认为这样做会令地主受到损失，引起地主的反抗。最后，孙氏只提出农民应与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以求能让农民得益，而地主又不受损失的和平方法。

平均地权。地主的土地现有的价值归自己所有，升值后的价值归国家所有。
这一方案有中庸特点，改革的不彻底，而且无法实施，理想化。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平均地权，原地的价钱归土地的主人，升值的钱归国名政府。

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仍然具有阶级局限性，新三民主义稍微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