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哪些作品是描写人物形象

《范爱农》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怀念友人的文字,庆完全文,正直孤傲的范爱农跃然纸上,音容笑倪,宛然如生。他一生的遭遇,正表现了辛亥革命前后部分知识分子的苦闷、悲哀和不幸。
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以深沉的感情记事怀人，以白描和画眼睛的方法刻画人物，在往事追叙中闪耀着社会批判的锋芒。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狂人日记 》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二、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知识分子和农民作为鲁迅作品中的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民性，鲁迅正是通过这两列人物形象，全景式的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的普遍社会氛围，从一个国民审视者的视角入手，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深切思考。

　　鲁迅小说的肖像描写艺术赏析

　　肖像描写也叫外貌描写，是对人物的外部特征：容貌、姿态、举止、风度、神情、衣饰等进行具体而生动的描摹和刻画。这是把人物写活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而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鲁迅先生，显然深谙肖像描写的奥秘，因而，揣摩先生笔下的肖像描写艺术，是我们学习写作、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刻画人物外部形态，揭示人物性格特征。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捋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这是《孔乙己》中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描写。站着喝酒的都是短衣帮，穿长衫的都是踱进屋内坐着喝，孔乙己却是介乎两者之间。“唯一”二字，看似普通，然而正是这两个字道出了孔乙己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这是总写一笔。人物的身份、地位已蕴含其中了。接下去是肖像描写，身材高大，本可自食其力，但脸色的青白，正是不得温饱的写照。那“伤痕”又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多方猜测，后文已回应了他的偷窃和被打伤。花白胡子，暗示了年龄，“乱蓬蓬”和“又脏又破”点明了他的懒惰、贫困、潦倒。这一精彩的肖像描写，不仅形象地刻画了孔乙己的外部形态，而且也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特征。从而成为读者理解孔乙己这一形象的一把钥匙。

　　二、刻画人物外貌，展现人物精神风貌。

　　人物肖像，是人物形象内心世界的外部表现，好的肖像描写应该是形神合一的，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形象很好地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风貌。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阿Q正传》）

　　阿Q每每发怒时，这癞疮疤便涨得通红，未庄人拿他取笑，他却说：“你还不配……”“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作者写他头上的疮，是在揭出他内心的疮，精神上的疮，“你还不配”四个字，不正是他“精神胜利法”的表露！另外《故乡》中对杨二嫂、闰土，《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也是如此，作者在描写人物肖像的同时，又通过肖像展现了人物的精神状态、内心世界。

　　三、刻画人物肖像，表现人物生活境遇。

　　社会生活中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写出一个人的生活境遇，肖像描写就要符合人物在不同境遇下的特点。鲁迅《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就是典范。小说中，集中对祥林嫂的外貌描写有三次：

　　第一次是写她在祥林死后的肖像：“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在鲁四老爷家干了一段后，祥林嫂“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后来，当祥林嫂第二次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阿毛后，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她的：“……也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不仅如此，额上还增添了一个“伤疤”。在祥林嫂最后沦为乞丐时，鲁迅先生是这样描写的：“……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五年的时间，在正常状态下生活的人，外貌是不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的。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的勒逼下，已判若两人。不看人物的身世，只从这外貌变化上来看，也可猜测出她苦难的人生经历，第二次似乎只是由“两颊却还是红的”变成“两颊上已经消失了白色，眼角上增加了‘泪痕’”，“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最后一次的出现，就全然改了模样，“纯乎是一个乞丐了。”作者从头发、面容、肤色、神情、眼睛、手中的“道具”等方面逐一写来，笔笔有致，形神皆备，真不愧为大手笔。

　　四、刻画人物肖像，展示时代及地域特征。

　　人物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域。时代不同，人物的服饰也会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的打扮也不同，此外，民族不同，其区别就更大。孔乙己的长袍，阿Q的毡帽，祥林嫂的白头绳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后来，小说又写道：“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这是点睛之笔，闰土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因此，所谓写出时代特征，就是要写出时代对作品中人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要写出人物外貌的时代印记，而鲁迅先生在此给我们做出了示范。

　　鲁迅先生极为重视人物的肖像描写，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像活在你的面前，而又无一不切合他们的性格、境遇，无一不折射出时代的、地域的特色，无一不展现着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对于描写人物习惯于公式化、脸谱化的习作者来说特别值得学习和借鉴。

《故乡》中的少年闰土

少年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