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统一的统一国家

对铁和血的需求迅速显现了出来。在俾斯麦演讲的1862年，藉由泛日耳曼主义的和平精神建立德意志国家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已经从1848年表现出的自由和民主特质，逐渐适应了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主义。崇尚现实主义的俾斯麦不仅知道统一国家可以带来的益处，也预想到了统一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同时他也深知霍亨索伦王朝对国家的重要性，这一点被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俾斯麦对1871年帝国成立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由于德意志各邦之间均签署了相互协防的合约协定，使得普鲁士不敢发起单边行动。按照俾斯麦所期望的，要让德意志各邦团结起来对一个单一敌人宣战，那么就必须挑逗他的那些外交对手们，引诱其先对德意志其中的一个邦国开战。历史学家曾经就俾斯麦在引发普法战争时扮演的角色进行过长期的讨论。传统观点主要受19世纪和20世纪初亲向普鲁士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坚持认定俾斯麦是德意志统一幕后唯一的策划者。1945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则更多地注意到，俾斯麦在操纵诱发战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投机性。但无论如何，俾斯麦既不是恶徒，也绝非圣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他通过自己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不仅得到了威廉的垂青，更是将1866至70年间的事态成功地一步步操控手中。
德意志的统一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三部曲：首先，没有子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病故，紧接着1864年爆发普丹战争；接着，意大利统一运动提供了出兵的借口，1866年普意联手攻打奥地利，史称普奥战争；最后，西班牙欲引入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封为西班牙国王。此举致使法国为摆脱被霍亨索伦势力的包围，遂向普鲁士宣战，于1870-71年爆发普法战争。普鲁士赢下了所有三场战争，意味着1815年和约签字方中已无任何一方支持奥地利在中欧的利益，整个德意志只接受普鲁士的君主统治。自此，奥地利不再也无力干预德意志事务。 1866年，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的策应下，俾斯麦制造外交局势，声称夹在石勒苏益格与普鲁士之间的荷尔斯泰因理应归属普鲁士，激怒奥地利先行向普鲁士宣战。1866年4月，普鲁士派代表前往佛罗伦萨，与意大利达成密约——双方将相互策应，协同攻打奥地利。翌日，普鲁士驻法兰克福代表向议会提交一份计划，呼吁通过直选和普选组建一个全国议会和一部全国宪法。不少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此项计划的正当性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计划纯粹就是为了提升普鲁士的实力。
站队：1866年4月21日，新组建起的意大利军队进犯奥地利的蒂罗尔和威内托边境。消息传至维也纳，使得法兰克福那边僵持着的有关全国宪法的争吵暂且搁置。尽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但意普奥三方都在筹备接下来的武装冲突。5月1日，威廉一世授予毛奇全权指挥军队，第二天施行全国总动员。
邦联议会中，中等面积的邦国反对出兵参与冲突，如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公国。俾斯麦为寻求这些邦支持普鲁士，向它们作出了一系列颇具诱惑力的承诺，但却遭致各邦政府的回绝。这样一来，普鲁士只争取到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两者毗邻勃兰登堡，军事与政治实力非常弱），还有国外的意大利。
而与此同时，社会和政治界中开始出现了反对普鲁士强权手段的声音。反对方遍及德意志各邦的城市委员会、支持统一的自由派议员、以及那些看重统一能带来丰厚利益的大小商会，它们反对普奥之间发生战事：双方的任何冲突不会带来利益，只会让各邦王室渔翁得利。民意观点也趋向于反对由普鲁士主导的体制。莱茵河沿岸信奉天主教的民众，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科隆等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鲁尔河谷地带的居民，仍继续支持奥地利。到1866年春末，绝大多数重要邦国都开始反对普鲁士以武力重组邦联的努力。普鲁士内阁始终认为只有靠以军事为首的硬实力才能使德意志统一。而与此相反的是，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自由派却笃信统一仍可由各方坐下来商议来实现。
奥地利遭到孤立：虽然不少德意志邦国最初偏向奥地利，但在面对普军时它们却都采取守势，没能对普军作多少有效抵抗。实际援助奥地利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曾对奥地利承诺会适时给予某种形式的帮助，但事实上，法国的帮助不仅太晚，且力度也非常有限。使局势对奥地利更为不利的，是奥南部边境上意大利的进犯，奥地利不得不抽调兵力赶往威内托至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爆发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在普鲁士方面，通过克尼格雷茨战役，普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要阻止俄国介入冲突去支援奥地利，能否快速停战就显得非常关键。普鲁士通过战争，相继吞并了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市、拿骚公国和法兰克福。黑森大公国失去了部分领地，但尚未丧失主权。美因河以南的三邦（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各自与普鲁士签订条约，支付赔款，同时被纳入普鲁士的势力范围。普鲁士将势力范围组建北德意志邦联，并将奥地利及其盟邦排除在外。
从此，奥地利再也无法继续影响德意志诸邦，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巴尔干。1867年，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匈牙利达成一致，给予匈牙利王室同等地位与一定自治权之后，建立起共主邦联形式的奥匈帝国。1866年8月23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布拉格条约》，象征普奥战争结束。条约中对奥地利算是给予宽大处理，奥地利也大幅度调整其与新生的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虽然奥军在战场上大胜意军，但基于普意战前达成的承诺，条约规定奥地利将威内托割让予意大利。实际操作中，奥地利先将威内托让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转交给意大利。法国对奥地利的遭遇表示同情，加上普鲁士全盘否认战前作出的承诺（1865年9月在比亚里茨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曾经向拿破仑三世明言，法国若能在普奥战争期间保持中立，那作为回报，普鲁士会默许法国吞并普法两国之间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部分领土），导致了对普鲁士的反感态度在法国蔓延。
奥地利战败后，北德意志邦联拥有自己的宪法、国旗和政府行政机构。普鲁士通过军事打击制服了奥地利，尽管如此，虽说这样一来奥地利对诸邦的影响是去除了，但同时也无可挽回地造成了泛德意志统一势力的分裂。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的强权政治开始持反感态度。 1815年诞生的维也纳体系，普奥战争率先往维也纳体系上划了一道裂缝，而接下来的裂痕出现在西班牙。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她被迫逃往巴黎，西班牙王位出现真空。西班牙人希望能由信奉天主教的王室继承王位，遂提名了三位欧洲王子，但均被拿破仑三世（作为区域内权力的经纪人）否决。最终决定将王位授予霍亨索伦-士瓦本系锡格马林根分支的利奥波德，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一脉的后裔。
接下来的数周内，西班牙的此次王位授予引起了欧洲的广泛讨论。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该王位。若是成功落户西班牙，意味的将是西普在法国两侧同时拥戴霍亨索伦称王，这无疑是俾斯麦最希望看到的情况，但对拿破仑三世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法国外长写了封明确的最后通牒给作为霍亨索伦家族首领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文中陈述，任何霍亨索伦王子均不得继任西班牙王位，若有染指，法国政府必将作出回应。随后，利奥波德选择放弃。可法国驻柏林大使Benedetti仍不肯罢休。他跑去面见正在疗养地埃姆斯温泉休假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当面要求威廉发布一项声明，声明普王不会赞同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拒绝作出此类声明，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威廉命秘书Abeken迅速通过加急电报告知柏林的俾斯麦。威廉赋予俾斯麦向外发布电文内容的权力。俾斯麦对电文作了修改，删去了威廉和解口气的词句，再着重强调事件的真相。电文于当日晚发布给报社和使领馆，整个电文给人的印象就是法使提出的要求太过分，而普王也回复得很粗鲁。这正是俾斯麦精心设计的目的，既让法国人看后觉得普王羞辱了法国大使，又得使德意志人认为法使在侮辱普王，此即著名的埃姆斯密电。
以下是Abeken向俾斯麦发出的电报原文：
“Benedetti在我散步时突然截住了我，还纠缠不休地要求我允许他立即发出‘声称若霍亨索伦再度成为王位候选的话，我将永不再支持’的电报。我略为严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这种承诺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以前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承诺。当然我跟他说的，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消息，而相比我，他能从巴黎和马德里那儿更好地了解情况。他必须得明白我国政府确实与此事无关。
陛下有鉴于以上所提要求，决定今后将不再接见Benedetti，转由副官告诉他，他从巴黎那边获悉的消息，陛下这里均已（从利奥波德那里）得到消息确认，因此与大使没什么好谈的了。
陛下的意思是，您有权将Benedetti提出的要求并遭拒绝之事，用您觉得合适的方式，公布给我们的大使和报社。”
以下是俾斯麦经修改后的版本：
“霍亨索伦王子弃权的消息，早已由西班牙皇家政府告知了法兰西帝国政府。但法国大使仍然来到埃姆斯，向陛下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陛下准许他向巴黎发送‘若霍亨索伦再次成为候选的话，普鲁士国王将永远不再赞成’的电报。陛下因此不再接见该大使，并已由当日副官通知该大使，陛下不会再见他了。”
这一公告由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翻译成了法文，翻译中将大使的“要求”改成了“询问”。对“副官”的翻译也有问题，在德意志副官官阶很高，但在法文中“副官”是指一种无任何官衔的文职人员。意思也就变成了“普王拿无官衔的低等人员打发法国大使”。这一版本立即于第二天，也就是登上了法国各大报刊，在法国大使还没来得及汇报实际情况之前，这份经修改又遭不当翻译的公告跃然纸上地惹毛了法国人，让他们相信是普鲁士国王羞辱了他们的大使。尚未从萨多瓦战役的失利中摆脱出来的法国公众，纷纷呼吁对普鲁士发动战争。 “特殊道路”（Sonderweg）假说，将德国在20世纪遭遇的困境归因于帝国形成期间政治、法理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普鲁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贵族，依然在统一的国家中保有实质的政治地位。他们力量的存在使得中产阶级、佃农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两次试图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败。一次对大资产阶级在帝国建设中的作用之研究，驳斥了先前认为的容克地主主导了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一新的学术思想表明，汉萨同盟市商人阶级的商贸往来和政府领导的工业大力发展，才是对第二帝国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也同样对威廉的德意志帝国有了全新的看法。虽然容克贵族们确实控制了官场，但与“特殊道路”假说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主宰社会、政治或经济领域。与东部的容克势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以及由公务员、教师、教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等形成的愈加壮大的职业大军。因此，“特殊道路”假说虽仍有助于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但假说也早已无法主宰对19世纪中欧的研究。学者们转而开始研究，从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进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会政体中去，俾斯麦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