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掌握新概念武器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高技术对现代军事领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和深刻的。研究高技术对现代战争理论发展的影响，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理论发展具有明显超越性

技术决定战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促进和推动战争理论的变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技术水平条件下，技术推动战争理论发展表现有不同的特征。高技术促进现代战争理论发展不同于以往，其重要特征就是具有明显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 、高技术可以超越武器装备变革的实际存在而直接促进战争理论的发展

技术应用于军事过程，一般要经历科学存在、生产存在、装备存在三个阶段。某种先进技术发明创造出来，并具有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功能或性质，为其科学存在；当发明创造投入生产，转化为军事上需要的技术成品（武器装备），为其生产存在；当产品大量装备部队，形成新的战斗力，为其装备存在。

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最终推动战争理论的变革，通常要在顺序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并在实际形成战斗力之后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在生产力比较低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转化为产品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武器产品大量装备部队，形成新的作战能力也要较长时间，使人们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才能认识新技术的巨大作用，并以此来建构新的战争理论。因此，以往新的作战理论原则只能产生于新式武器装备存在之后，而不能在其之前，这是很自然的事。现代高技术对战争理论发展的影响，与以往历史上有所不同了，在其处于科学存在或生产存在阶段，就能超越装备存在阶段而促使战争理论发生变革，改变其性质和内容。如美国 1982 年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时，新型坦克、隐形飞机、精确制导等，并未大量装备部队，有许多甚至未投入生产。美国政府提出的“星球大战”理论，也不是星际武器产生和装备部队的结果，而是根据高技术群体可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科学存在来设计和筹划的。

这种超越现象，是由现代高技术君群自身的发展与武器装备生产以及军事理论研究活动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其一，高技术群体内部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把影响军事活动的可能和趋势整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够十分近似地把握未来战争的图景进而改进或更新战争理论；其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惊人，只要科学技术能提供设计，生产就能实现其存在，而只要军队需要，产品就能很快满足其要求，这就改变了以往那种“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传统思维，而能够实现“打什么仗制造什么武器”的理论构想。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需要等到新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之后才去构思战争理论，而是可以大胆地超越设计和创造；其三，现代军事理论研究活动本身，把技术对战争的影响当作重要的课题，又借助高技术提供的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先进科研手段，整体、系统、科学地分析高技术对战争的影响，从而使战争理论研究 超越装备发展阶段而设计未来战争的能力。

2 、高技术可以超越战争实践而直接促进战争理论的发展

在以往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无论从冷兵器作战到火器作战，还是从火器作战到通用武器作战，无一不是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战争实践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人们才开始逐渐从某些经验性的认识上升为系统的战争理论。在高技术时代，战争理论则可以超越战争实践形态而发展和创新。高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实现“打什么仗制造什么武器”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先进的预测手段。以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预测，无论是定量预测还是定性预测，都是决策者及其幕僚人员依赖人脑和人工的手段去分析、判断、推理，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随意性。现代高技术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群体，其中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信息论、系统、控制论等“软”技术为军事预测提供了模拟手段。钱学森在《论系统工程》一书中说，作战模拟方法“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因此，在新的战争形态尚在酝酿的时候，在具体的战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可以依据高技术可能达到的水平，依靠科研专家队伍，运用以电子计算机模拟为代表的先进的科研手段和方法，开始对新的战争实践形态进行“设计”。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这种“设计”本身就是战争创造力的竞赛，你设计一种作战样式，我就设计另外一种作战样式与你对抗，从“硬壳式前沿防御”到战役机动集群，从“纵深打击”到“空地一体作战”，从核威慑到“战略防御倡议”，等等，都展示了战争理论先于战争实践而创造的生动局面。尽管这种“设计”归要到底离不开实践，然而它所表现出的超前性，已不再单纯是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和现实战争情况的分析，不再是某次具体战争的对策，而是科学家、专业人员与决策者相结合，为保证在战争中制胜，而对未来战争进行的整体上的预先安排和运筹。当然这种在高技术条件下超越战争实践发展的战争理论最终还是离不开实践，还是要应用于战争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完善，使之越来越适应实战的需要。

3 、高技术可以超越不同层次的战争理论领域，同时促进战略、战役、 战术理论的发展

在核武器出现以前，先进技术导致战争理论的变革有着某种特序渐进的连续变化的规律，即先进技术首先引起战术层次理论的变革，渐及战役、战略层次的理论。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理论的发展变化呈现为与上述过程相反的逆式过程。由于它首先以大规模杀伤兵器的身份粉墨登场，因而它首先在战略层次引起了变革，产生了核战争战略理论，尔后派生出核条件下战役、战术理论。而今高技术在更高水平和更广范围内打破了战争理论发展的这两种模式，即；既不是单纯按由战术到战役、战略的程式，也不是单纯按从战略反转到战役、战术的程式发展，而是可以超越不同理论层次或领域，对战争理论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几乎可以同时导致战术、战役、战略理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现代高技术不是一两个孤立的发明，而是一个个相互联系的技术群体，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方面的战争理论的整体需求。在高技术条件下，武器装备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一般具有能用于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范围的技术性能与作战功能。如，卫星通信系统提供的信息资料在战略、战役、战术范围都可以利用； C3I 指挥控制系统从统帅部到最小战术单位都可构成指令和反馈系统，等等。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设计与制造虽然在技术性能上有战术、战役、战略武器的区分，但由于采用模块设计和系统控制的转换，而实上运用则是可以灵活掌握的。这就使战争本身原来存在的战略、战役、战术行动出现了跨界或互相渗透的现象。美军入侵格林纳达、袭击利比亚，已经很难说是战斗行动还是战役行动，或是战略行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指挥机构可以直接指挥到每架飞机，甚至对每架飞机的出动时间、攻击目标的详细坐标，都直接作出了规定。这说明，高技术的指挥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集中掌握战争全局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战略目的可以不再通过若干战役行动来达成，战役也可不再通过若干战斗来达成。战略行动、战役行动、战斗行动，只是不同层次作战组织的活动领域，但这些不同层次的作战行动可能是同时实施和完成的。这就使得战争理论打破顺序发展的程式和层次上的严格区分而齐头并进发展。

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理论发展的超越性，使得世界各国在战争理论研究上，更加重视超前性研究。过去那种战争理论研究的“历史时间观”正在为“未来时间观”所取代，“历史外推”的研究方法正在为“预测模拟”的研究方法所取代。现代战争理论的发展，正呈现出一种阶段性超前，并随着未来与现实的接近而逐步完善的发展模式。充分认识和把握战争理论发展的这种趋势，对发展我军的战争理论有着重要意义。

二、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理论具有威慑和实战双重功能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早在 2500 年前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著名论断，但作为系统的现代威慑理论却是在核武器时代产生的。以往战争理论基本上是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理论，是为了打赢现实战争的。核武器出现后，由于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因而核威慑理论随之产生。如全面核威慑理论、有限核威慑理论等，其基本的思想是以核优势震慑敌方，使其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核威慑理论的产生，使得现代战争理论呈现出实战与威慑并重的发展趋势。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和广泛用于军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突出，并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高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军事威慑力量的功能，使得威慑理论在现代战争理论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已不单纯是军事对抗，而是综合国力特别是高技术的抗争。高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支持战争的基本条件，而且可以直接发展军事力量。同时，在高技术领域中，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分界越来越小，军转民、民转军越来越便捷。因此，现代高技术的发展，必然将极大地扩展军事威慑力量的功能。正因为如此，目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发展以高技术为核心的全面竞争战略引入战争理论，把发展和保持强大的综合威慑力量作为国家发展占略的重要目标。美国政府推行的“战略防御计划”和西欧的“尤里卡计划”，就是这种思想和政策的产物。正如西德总理科尔所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有 10% 是战争理论问题， 90% 是尖端技术问题”。这一情况说明，在相对和平时期，提高国家的威慑能力，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战争理论的重要课题。

其次，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武器装备的性能，使得威慑理论和实距理论进一步融合。其原因：一是高技术武器不同于核武器，它具有威慑和实战的双重功能。我们知道，高技术武器装备，不仅在远距离打击和毁伤效果方面可与核武器不分仲伯，而且具有核武器不可比拟的准确性和可控性，因此高技术武器既可作为实施威慑的重要实力，又可用于实战，从而克服了核武器只能用于威慑，一般难于在实战中使用的不足。这样，同以高技术武器装备为物质基础的威慑理论和实距理论作为达成一定政治目的的两种手段，更易于相互转换和交替使用。二是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使得现代局部战争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威慑手段。威慑不仅要以一定的实力为力有时还要采取一定的军事行动才能达成目的。由于高技术武器具有精确而巨大的破坏力和远程的的打击力，一般来说，使用少量兵力、兵器，通过空中或远距离打击，即可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同时，由于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一般都掌握着主动权，能有效地控制战争的规模和过程。因此，有些国家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对其可能的对手不仅以军事实力相威慑，而且有时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压迫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威慑。如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美国空袭利比亚、美英法等国在伊拉克建立“禁飞区”等，都属于这一类的性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高技术条件下，威慑和实距理论正逐步融为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从而构成完整的现代战争理论体系。

三、高技术条件下战役作战理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代高技术使现代战争的战役作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吴现出大立体、全纵深、高强度的特点。作战行动将在地面、海上、空中、外层空间以及电磁频谱领域昼夜不断地进行。敌对双方的作战力量将在作战地幅的全纵深，进行无后方作战和非线性作战。作战将在较短的时间内，消耗大量作战物资，给敌对双方以巨大的毁伤和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战役作战理论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1 、进攻作战理论的变化。传统的进攻理论强调军队从行进间展开， 经火力准备，由战术突破开始，进行线性作战，逐步转为战役突破、战略突破，逐次歼灭敌方防御集团，夺占重要目标或地区。高技术条件下，这一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进攻行动从以地面突击为主，变为空中突击为主；从前沿向纵深的连续打击，变为全正面、全纵深的同时打击。海湾战争中，美军要求空中进攻战局必须首先摧毁伊军百分之五十的战斗力，地面进攻战局开始后，空中打击仍然保持连续不断，武装直升机的固定翼飞机是歼灭伊军装甲目标和摧毁坚固工事的主角，步兵的行动几乎接近于从运动中肃清残敌，很少突破和攻坚行动，并且从进攻开始就对伊军从给深的战略、战役、战术目标实施了猛烈的打击。原苏军也有不少人认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大规模模使用地面部队，而是与奇袭和空中优势紧密相关”。

2 、防御作战理论的变化。由于高技术兵器提高了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和火力，扩大了作战半径，也由于进攻兵器几乎可以摧毁任何防御工事，阵地支撑点因素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防御一方在一定地区内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成为制止敌人进攻的主要手段。这使防御作战理论发生了三点显著变化。首先是强调机动防御为主。因为机动防御可综合运用进攻、防御、迟滞作战等手段，是以进攻行动为主的防御作战。其次是更加强调灵活组织。美军规定，无论是机动防御还是地域防御，均可选择在相当靠前的地方防御，在敌人逼近时实施打击；可选择在主要地域与敌决战；可诱敌深入，然后打击敌人翼侧和后方；甚至可先敌发起破坏性进攻。第三是强调对进攻之敌实施纵深打击和在后方纵深地域作战。美军认为，纵深作战、近距离作战和后方作战在防御中是统一的。“纵深作战将打乱敌方纵深内的部队运动，摧毁对攻方至关重要的高价值目标，并在关键时刻打乱敌军的指挥与控制。”在后方地域，即己方纵深内作战，“主要作用是通过不使指挥与控制、火力支援、后勤支援和预备队的运动被敌军打乱，来保护指挥官的行动自由。”

3 、指挥理论的变化。高技术指挥活动的根本变化是从指挥人力密集型的军队，变为指挥技术密集型的军队；从以人力指挥为主的理论，转变为以自动化指挥系统为主的指挥理论。其表现是：在情报工作上，从人力侦察为主发展为以技术侦察为主，广泛利用高技术侦察装备获取情报。海湾战争中，战争 国部队之所以能准确、全面、及时地获取情报，主要依靠具备全时、全方位的侦察和自动化传递信息能力的优势技术装备。其预警飞机 24 小时升空工作，情报侦察系统可适时传输战场实况的多光谱图象，全球定位系统和位置标定报告系统可随时为飞机和地面部队导航、指示目标；从地面到外层空间的情报、通信、指挥系统，每天管理 3.4 万多个频率，可每天保持 70 万次电话呼叫和 15.2 万份电文传递。

在作战组织上，由统一、逐级计划为主，转变为统一、系统计划为主。最高指挥机构的作战计划往往深入到部队、分队，如美军规定，作战必须制定总的计划、战中应急计划（亦称“分支计划”）、后续行动计划。其中，后两个计划带有多方案的性质，预见作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可能的处置办法，务求详细周密 。海湾战争中，美军调用了大量计划人员，用计算机模拟作战进程的各种情况，根据模拟结果和临战学习的实验效果，制定和不断修改计划。空军在作战中，还采取了提前二日制定攻击计划，提前一日转化为“空中任务指令”，控制到每一架飞机。

在作战部署上，从追求“多多益善”的数量优势观念，转化为追求“合理够用”的效能观念。在战斗编组中大量增加了技术兵种的成分，对各军、兵种的比例根据不同任务，经过充分的运筹分析，合理地确定。强调军队现地配置的机动性，尽量改变过去静止配置的方法，尽量减少在一个地域停留的时间，以隐蔽作战企图，达成作战的突然性。

在作战保障上，一是从原来单纯的保障行动，转化为更具有战斗性质的作战行动。传统的保障行动正在越来越多地列入作战行动体系，侦察、通信保障已列为指挥的要素，工程保障除道路保障外，其它工程保障已由作战部队自己承担，防空保障已完全作为作战行动，“三防”保障也成为作战行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由于军队的频繁机动，补给量的空前增加，运输保障已成为后勤保障的关键。三是重视技术保障的作用。为保障坦克、飞机、火炮、雷达、自动化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完好率，需要良好的储备、测试、检验、抢修以及技术补充等，技术保障活动正在渗透到作战的保障和各个环节中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 ，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 。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题[5] 。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社会的前进[6] 。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的催产士。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单，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济，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那也不一定，主动权的掌握没那么简单，情报的错误，制空权未夺取，布署不当，后勤跟不上，作战要求过高，目标不明确，政治影响等都会导致战场主动权的变化，新概念武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