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明星背后的坎坷故事

　　【评述】：桑兰讲述奥运明星故事：王皓 酷酷的“阳光男孩”
　　一次意外，桑兰不得不告别赛场，但这位坚强的姑娘始终没有离开过体育。奥运前，桑兰加盟星空卫视，为这家电视台主持“桑兰2008”节目，并开始为媒体撰稿，讲述明星故事，评点赛场风云。奥运期间，本报将在青岛地区独家刊登桑兰的奥运专栏。

　　酷酷的阳光男孩王皓

　　虎虎生威的气势、熟练的反手横打和富有想象力的进攻是王皓在赛场上给人的最大印象。然而在赛场下的王皓性格非常内向，加上稚气未脱的孩子脸，实在很难令人相信这和赛场上的是同一个人。

　　尽管不善言辞，但是王皓却始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和他聊过天的人就会知道，王皓平静得根本不像一个大男孩。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自己都笑得快不行了，他却只是那么淡淡一笑，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刺激得了他一样。希望王皓在赛场上也能保持这种遇事不惊的平静。

　　论实力，王皓足以挑战世界乒乓球坛任何一位强敌，惟一缺少的可能是比赛的经验、智慧和对自我情绪的克制。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王皓承受的外界压力相对比较少，只要在比赛中能够稳住自己，打出气势，雅典奥运将是他扬名世界的最佳舞台。

　　“亮晶晶”，完美有多美？

　　感觉上体操和跳水是两项很接近的运动，一样地讲究动作的优美和协调，一样地要在空中做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和摆体，一样地追求艺术般的完美。

　　田亮就是一位完美的跳水运动员。“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就没有任何对手能赢得过我。”这并不是他狂妄，因为除了在技术上高人一筹外，田亮还具有过硬的大赛心理素质。田亮从来不忌讳自己在跳台项目上的优势，但他绝对不会因此就背上心理包袱。“我不会以一个卫冕者的姿态去面对比赛，而是要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拼。”田亮这样来舒缓自己的夺金压力。

　　“亮晶晶”组合是当之无愧的梦幻组合，两人都是跳水男女队的领军人物，又都拥有那么辉煌的成绩。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郭晶晶胜利光环下还有欠缺。两次参加奥运，两次无功而返，不能不说是郭晶晶的遗憾。这固然是部分因为她和那个完美得让人嫉妒的伏明霞竞赛在同一个时期，但郭晶晶自身较弱的心理素质或许才是一直妨碍着她登上奥运冠军领奖台的主要因素。没有伏明霞的雅典奥运应该是郭晶晶向世人展现自己的最佳舞台，希望她能够克服自己心理上的弱点，以奥运金牌来成就自己的完美之路。

郭晓冬

艰辛的少年岁月
山东沂蒙山的老山区里，像每个田间地头疯跑的孩子一样，郭晓冬没拘没束地长大，直到他上到高中一年级，面对33元的学费—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开销的时候，他才开始真正面临第一次举重若轻的选择，他主动辍了学。面对无语的父母，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不上了。”生长在并不富裕家庭里的孩子，往往过早地承担起强加给自己的、与年纪不相称的责任感，他没觉得委屈。
郭晓冬跟着村里的人去潍坊城里打工，挖下水道、清理淤泥和垃圾。干了一个月的活儿后没拿到一分钱，紧接着又被拉到崂山参加“引黄济青”工程。白天是挑战身体的极限，12个小时连轴干，挖一个直径二三十米、深百米的井。晚上住在帆布大棚里，热得透不过气，旁边就是垃圾桶。超负荷的体力活儿，天天吃的是茄子和冬瓜，见不到肉。“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给自己打气，只知道什么是生存，周而复始，没有太多的梦想，就这么生活。” 他没事的时候随身带着竹笛吹，那是他从小跟着乡村艺人学来的技艺；他写日记，记载青涩的成长感受和莫名的惆怅伤感。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可笑，然而那时候的迷惘和茫然，却隐隐地说明对未来有了些想法和寄托。 实在干不下去打算回家的时候，他身上只剩下5块钱，向老乡又借了5块钱，好歹凑足了回家的路费。
回到家乡，郭晓冬参加村里的宣传队。他和哥哥都喜欢文艺，那是缘自小时候的经历—村村演流动样板戏、放电影的时候，小哥儿俩就在台下跑到后台掀开帘子往里看，被大人赶来赶去。他跟着乡村艺人学二胡、笛子，后来成为宣传队的骨干分子，带着村里的文艺青年吹拉弹唱，一路唱到乡里、县里。那时他几乎是个全才，唱歌、跳舞、主持，并渐渐小有名气。再后来，他竟然因为这些特长被招工到县印刷厂当上了工人。
“乡下的孩子有他独特的道路，也许从小没有弹钢琴学乐理，可那个天然的环境和氛围给了我深厚的底蕴，那种土壤太深厚了，很多东西潜移默化地渗入我骨髓里，很有力量，浑然天成，让我慢慢寻找自己的方向。”他说。
怀揣梦想摸进北京
清洁工、建筑工、雕刻工、邮递员、服务员、跑龙套、当过主持、唱过火锅城、走过穴……这是考上大学之前郭晓冬经历的动荡N部曲。
1992年，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夏令营的消息，学费500元，来回路费自理。他动心了。然而他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不可能再向家里要钱。他突然想起当初进印刷厂时，跟亲戚东借西借凑了1100元的风险抵押金，便背着父母从厂里把这个钱取出来去了北京。这是这么大以来他花的最大一笔“巨款”。夏令营半个月时间，在电影学院正式学习表演，到北影厂参观，他很新奇，第二年就辞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初试没过，就呆在北京流浪，跑龙套、当群众演员。与之前辗转各个城市打零工干体力活儿相比，这个时候的郭晓冬开始觉得苦了。
“因为人开始有理想了，开始感觉到这个东西与现实生活有落差了。我想挣钱找老师学习，钱挣不到，老师也不可能找到，那时痛苦、迷惘、惆怅，但是必须得生存下去，没有退路了。”最苦的时候，3天吃一袋方便面，住在地下室，直到考上大学以后，才终于从地下搬到地上。
1996年，在北京实在混累了，他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报考电影学院，如果能进三试，说明还有能力，如果不行，就回老家该干嘛干嘛。没想到，这一年给考上了。付出怎样的心血和努力不能量化，他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直觉得我跟幸福有很远的距离，跟那些特别好的事情有距离感，但没想到幸福就来了。”
接踵而来的又是钱的问题，1万多元的学费，这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银行只给贷款1500元，怕没有能力偿还。又是东凑西凑，好歹凑齐了学费。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一旦有了规范的学习机会，郭晓冬特别珍惜：“我花的这些钱来得太不容易，如果不好好学习对不起这个钱，哪天如果我没有去上课就特别自责，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资格生病请假。”他对自己的要求无比苛刻。他是班里最后一个用手机的人。曾经也有人说他小气，他心里虽豁达坦荡却不愿接受这个说法，“如果你体会过吃饭都没钱的困境，你就知道想大方却又大方不起来的矛盾。”到最后他只好默不作声大学时他也想过接戏挣钱，但那时候比较土气，机会不是很多。毕业以后才知道，曾经有个广告商找班上学生拍广告时，原本不需要男生，班主任崔新芹老师非让对方带上他，否则全部不让去拍。为此他得到2000元的收入。这种默默给他的帮助让他一辈子难忘。毕业后他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这是八一厂这么多年来唯一点名要人的一次。在这块“宝地”里，比同龄人经历要曲折很多的郭晓冬，头一次开始慢慢体会“稳定”这两个字的含义。